另外一类的研究也是以个人为收集资料的单位，只是研究者会个别取得数名家人的资料，再以相加、相减、取平均数、取极端值、或转换分数等作法取得关系资料。例如最近一项讨论夫妻互动与冲突的研究，即是由夫妻分别评估其相处过程中各种互动型态出现的次数，再将夫妻分数相加取得双人的资料（Kluwer，Heesink& Vliert，1997）。然而这类的作法遭致不少批评。除了 统计上的问题（Fisher，kokes，Ransom，Phillips &Rudd，1985）之外，学者们也批评以转换分数的作法并不能捕捉家人之间互依（interdependence）与相互组合（combination）的关系，因而在概念上会产生许多混淆不清之处（Thompson& Walker，1982）。 以上的实例回顾似乎暴露了从系统思维到研究历程之间的困境。系统思维所强调的整体观不只难以捕捉，也使我们冒着违背实证科学化约精神的危险；而若从家庭中个人行为的细部评估着手，又难以掌握家人关系的整体意义。Bell& Bell（1989）在讨论家庭系统概念在测量上的微观（micro）与巨观（macro）考虑之后，主张为求兼顾整体与部分，任何一种测量方式都不应扬弃。也有学者认为从个体的立场收集研究的资料是一种不得不的作法，而不管是从个人、夫妻乃至全家人的组合切入，只要掌握适当的研究历程，都可展望看到家庭系统的全貌(4)。 3.动态历程的捕捉 系统思维观点在落实到家庭心理学研究上的另一项考验是对家庭变动特性的处理。如前所述，系统观点强调「变」是家庭系统的常态，那么我们该如何测量那不断改变的部分，又该如何掌握那些永远不能确定的真相呢？ 在家族治疗领域的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研究者往往受限于具体性与科学性的要求，不得不将家庭动态变化的历程作一些切割，而获致一些暂时性的结论。特别是在一些疗效评估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评估家庭在某项治疗技术介入的前、中、后时，互动模式或彼此传递的讯息的改变（Holloway，Wampold&Nelson，1990）。国内也有学者试图以录音带模拟心理治疗的晤谈情境，在不同的实验点上测量受试者的意图及其对治疗者作法的知觉，研究者再据此分析治疗过程中不同时间点上受试者的个人意图与治疗取向之间的趋向变化（李锦虹，1997）。这些作法虽然无法将互动或改变历程原原本本地呈现，但仍让我们部分窥知了动态历程中的一些属性（例如某种方式的介入会造成何种型式的改变）。 在讨论家庭系统观点的「历程」成分时，Pinsof（1992）曾经指出，家庭心理学的研究应超越传统疗效评估式的研究，转而注意个案及治疗者在行为，乃至想法及感受上的主观改变。近年来国内的一些研究，似乎也显现出这样的趋势。例如王行（1994）曾经以一个参与家庭重塑的探索者为个案，分析其对家庭认知的改变历程。而治疗者或研究者在实务与研究历程上主体性的呈现也逐渐成为一项公开讨论的议题(5)。 此外，长期性的研究往往也能提供一些家庭系统变化的证据，例如Fisher & Lieberman（1996）曾针对老年失智症患者（Alzheimerdisease）的家属进行一项长期性的研究，讨论此种病人家庭照顾系统的变化及照顾者本身的健康变化，并因而得知若家庭情绪管理越差，长时间而言，照顾者的健康状况也会越差。 研究资料的诠释 在研究的历程中，研究资料是否被恰当地诠释往往决定了概念、工具与结果之间整合的程度。而诠释研究资料的重要性并不因量化或质化研究而有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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