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系统思维观点所立基的建构实在论的角度来看，片面采用某一类的研究方法并不能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全貌，也无法达到系统思维观点「整合」的目标。实证典范下的量化研究方法透过切割与化约的方式，也许并无法呈现整体的观点，但应能提供我们产生洞视（insight）或整体观（wholisticview）的必要养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透过复杂的统计分析，试图处理家庭中不同成员乃至不同副系统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些研究提到以LISRELmodel来处理对偶资料时，可兼顾到家庭内与家庭间的变量（Thomson & Williams， 1982；Teachman，Carrer &Day，1995）。新近亦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以Q Factor Analysis的方法弥补LISREL方法的不足，藉由对受试者个人观点更精确的分析，找出家庭成员知觉的共同事实（Deal，1995）。另一项有关青少年家庭关系的研究，则是以SRM模式（SocialRelation Model），分别测量个人效应，他人效应及关系效应，并据此检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Manke & Plomin，1997）；Kashy& Kenny（1990）更进一步以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试图捕捉SRM模型中所提出的相互依赖性。此外，以群集分析（ClusterAnalysis）检视家庭关系型态的研究（O'Connor，Hetherington &Clingempeel，1997），及对各种夫妻资料组合的再分析（Larson &Olson，1990），都是一些企图发现较具解释力的统计方法，以捕捉家庭系统复杂性的努力。 量化方法与质化方法虽来自不同的研究典范，但是从家庭心理学的系统思维观点来看，两者之间并非是不相容的，非但如此，它们甚且应该是互截所长、互补所短的。诚如李美枝与萧人辅（1997）在一篇亲子关系的研究中所示范的，质化资料可以阐释量化资料的意义，可以为静态的量化资料补充动态的关系历程，也可以提供量化资料没有，但与研究主题有关的资料。而相对于质化资料对量化研究的贡献，量化研究则具有证明、检核的意义。 总而言之，质化的研究方法在概念形成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对某些现象的存在提供假设性的解释。而有了基础稳定的假设或理论，量化研究的检证工作才不致流于一种「假控制」（陈孟君译，1996），且能对假设提出科学的检证。 2.资料收集单位的考虑 除了质化与量化方法的争议之外，在家人关系的研究中，应以多少人作为收集资料的单位也是一项相当困扰研究者的问题。比起整个家庭系统的交错复杂，个人显然是较容易被观察、记录乃至测量的。因此在回顾家庭心理学的相关文献时，不难发现以个人为资料收集及分析单位的研究占绝大多数。它们多是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将「家庭」视作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而在测量上设计一些问题，请个人回答家庭系统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在回顾国内有关家庭中子女行为的研究时，会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组成、排行等家庭因素的影响（杨国枢，1986），而对家庭亲属网络的分析（蔡采秀，1988）也是另一种以个人为对象，探究家庭关系的努力。 另外一类的研究也是以个人为收集资料的单位，只是研究者会个别取得数名家人的资料，再以相加、相减、取平均数、取极端值、或转换分数等作法取得关系资料。例如最近一项讨论夫妻互动与冲突的研究，即是由夫妻分别评估其相处过程中各种互动型态出现的次数，再将夫妻分数相加取得双人的资料（Kluwer，Heesink&Vliert，1997）。然而这类的作法遭致不少批评。除了​统计上的问题（Fisher，kokes，Ransom，Phillips&Rudd，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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