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能不传播———格雷戈里·贝特森及其学术思想
刘蒙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格雷格里·贝特森被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传播学领域，贝特森是许多学术问题的发现者和开创者，他对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双重束缚、元传播、关系传播等理论和问题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本文通过梳理贝特森的学术生涯发展历程和其在各个阶段的重要学术贡献，全面地呈现其智识生涯的全貌。
关键词：贝特森；生态学；元传播；双重束缚；精神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 （2009） 09－0164－02
在传播学的早期拓荒者当中， 格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绝对属于一个异类。他是许多重要的传播学议题研究的开创者，传播生态学的启蒙者，他从传播的角度研究精神病，从而使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奇妙世界。他参加了建立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与维纳等人一起建立了控制论。他的许多警句令人深思，如“逻辑是贫乏的因果模型”、“信息是生异之异” （a difference that makesa difference）、“数字和数量是不同的”、“地图不是领土”等给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很多启迪。他来去自如地出入人类学、语言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传播学、精神治疗等诸多不同的学科，是矛盾性的诸多学科的贡献者和背叛者。在贝特森的一生中，可以说他对每一个学科的参与都改变了该学科的面貌。
1904年，贝特森出生在英格兰的格兰切斯特，父亲是著名的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贝特森于192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然史专业，嗣后继续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1930年，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以后的贝特森在新几内亚作了为时两年的人类学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塞皮克河流域雅特穆尔人的社会结构。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他在1932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研究文章，深受好评。但是同行的掌声没有淹没贝特森对自己的反思，他在检视这次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1〕事实证明这种评价只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新秀对自己的苛求而已，这段生活并不像贝特森所说的一无是处，至少他在那里认识了当时同为人类学家的马格里特·米德（Margaret Mead）。米德生于1901年，比贝特森大三岁。米德后来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女人类学家，是美国现代人类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而正是在这段研究时光中贝特森结识了米德并且一见钟情。这对年轻且志同道合的学术情侣不久就在1936年选择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在新加坡结成伉俪，开启了比翼双飞的学术生涯。婚后不久，贝特森和米德就前往印度尼西亚研究一个山区社群———巴厘人。在有关巴厘人的研究中，他们首次利用电影和照相技术进行人类学研究。仅在《巴厘人性格：摄影分析》一书中，就收录了700多张黑白摄影照片，这项研究开创了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先河。〔2〕
1940年贝特森来到美国，起初是以巴厘文化专家的身份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二战爆发后，贝特森一度也曾以人类学电影分析家的身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对德国宣传电影进行分析研究。1943年到1944年贝特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战时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签订有服务协议，和战时的许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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