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世界性纪念日为名，称为“九三座谈会”。到了下一年，觉得势必要加强民主斗争，故又把“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团体，以便参加势不能免的民主斗争运动。因此又征求更多的人参加，并于当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关于学社这个名称也曾经过一番考虑。认为“九三”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九三”成为政治团体后仍应本着这个宗旨。但这方面的知识分子在那时虽然很多人都有进步的要求，却又不愿沾政治的边。所以“九三”这个团体不宜采用政治色彩较浓的名称，才可以使较多的人加入。这也是“九三”应起的主要作用。
另外，根据形势的需要，我和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在党的支持下还曾联合全国百余位科教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原来世界上已有一个“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是几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有这样的组织，那时在重庆的李约瑟是这个组织的一个主要分子。于是通过李约瑟的联系而建立了中国的这种组织。这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联系团结了更多的人，从而扩大了党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并为战后建设新中国作了必要的一种准备。我本人被推选在该组织中担任一定的组织领导工作，主编会刊《科学新闻》，并兼管财务。
以上的说明显出，我在抗战期间虽然不是一个活跃分子，也差不多是一个栖栖惶惶、东奔西跑、荒疏正业的人了。不过，我的荒疏正业还有另一方面，一是我在那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喜欢看看各方面各地方所编辑出版的大小刊物，以期了解各方面不同阶层的人在国家危难之中的思想态度。因此，我走过书店常要进去看看有什么新出版的刊物，如有总要每种买一两期回来翻看一下，有的买一两期就不再买了，有的多买几期，有很少数几种则常买。因此，我积存的抗战期间各种刊物的“样本”颇不少。我还曾想把刊物上较好的或有代表性的文章剪下来准备编辑一两本抗战期间思想动态集这样的书。试做了一下，觉得要花费的时间太多，没有继续下去。二是虽然东跑西奔，关心各方面出现的刊物，但仍要读一点书。专业方面没有新书可读，也没有一定的读书目的，就到学校图书馆的书库中去浏览浏览，看到有兴趣的书就借出来读读。包括文字，古代小学教本，史书，古代名刻画像，古代装饰花纹，书册形式，周代的政府制度，等等方面。通过阅读，曾写成一本《乡事拾征》，写在一本旧式的账簿上，十年动乱中遗失。三是写了一些应酬小文章。有些编辑向我约稿，有时原有某种见解要写，就答应了。这类大都是有一定学术性的文章。但也时常有人约稿而没有东西可写，只能硬凑一篇。由此可见，我在抗战期间由一个心理学者变成了一个杂家。这样的情况有一半是由于无可奈何，一半则是我以为应该那样做。譬如一个人正在读书，忽然发现房屋某处失了火，他抛开书本而去参加救火，这是很应该的。
就实际说，我在抗战期间几乎完全荒疏了心理学，但仍没有放弃心理学，仍坚守心理学岗位。在旁趋杂务、东奔西跑中，仍时刻想到心理学。我还曾编写所任普通心理学课的讲义，但半途而废。我过去是学术与政治分工论者。经过了抗战的洗礼，自以为变成一个学术与政治统一论者了。我此时主张不能为科学而科学，也不能为心理学而心理学。不过，学术对政治仍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就难于得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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