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来得及把家属接去。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我单身在重庆。在这八九年紧张生活中，心神自难安定，一天到晚关心的是抗战形势的变化。前半阶段，敌机时常来轰炸，有时夜里也来，使人日夜难安，自然很难谈到研究工作。心理学教学工作则不能不坚持下去，但也只能把旧的知识一次一次重复着教。备课时间倒省了不少。夜幕垂下以后，总要到熟人朋友那里去走走、听听、谈谈。一个较常去的地方是生活书店编辑部，那里是中国学术研究会停顿以后，它的自然科学组继续活动的地方。然而在那里谈的关于科学问题较少，关于时事问题较多，有时也谈谈新哲学中的辩证法问题，不过谈得不怎样深。另一处地方是《新华日报》编辑部，我的老兄是那里的负责人，他的家也在那里。所以我去那里的时候更多。也时常和学校里或其他方面较接近的同事或朋友一起去，和那里搞编辑工作的同志谈谈，谈的主要是延安方面的情况，有时候是去参加他们的纪念会或庆祝会的，有时也应邀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看共产党方面驻重庆的或从别地方来的领导同志，或听他们关于某个问题的讲活。那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不少，时常有或大或小的集会，我虽然还够不上，但也常去参加或列席。学校里有几个可以相接近的同事听说我时常到新华日报馆去，以为我对延安方面的情况以及八路军的抗战情况一定知道得较多，要我和他们一起谈谈。他们当然对抗战局势的发展情况都非常关切，对延安方面的政治情况和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尤其关切。大家都仰望着延安，寄希望于延安。在一起谈了一次，大家觉得这样谈谈很有必要，约定下一次再谈。这样就形成一个经常的自发的校内座谈会，一共七八个人。不久，相邻的重庆大学有一位同志和附近两个单位各有一位同志参加了进来。因为要尽量不让人知道，故此后在重庆时一直没有再增加人。这个座谈会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名称，直到后来因为要和外面联系才称为“自然科学座谈会”，因参加的人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照一种科学分类，心理学也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在抗战后期，经过好友黄国璋介绍，我开始到许德珩同志家里去走走，谈谈时事问题，并认识了许夫人劳君展同志。最初在一起谈的只有我们四人。稍后，我建议把原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税西恒同志邀来参加。他来时又带来一位他的朋友。此后谈的地点就常在税负责的自来水公司内或另找地方。这是我参加的另一个座谈会。接着，我又把学校内参加原来那个座谈会的同志中的大部分陆续介绍进来，也有由别人介绍参加的，共有三十来人。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民主运动更加高涨的情况下，这个座谈会原拟名为“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但没有公开。有一次开会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9月3日，提到座谈会的名称问题时，我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重
大的世界性纪念日为名，称为“九三座谈会”。到了下一年，觉得势必要加强民主斗争，故又把“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团体，以便参加势不能免的民主斗争运动。因此又征求更多的人参加，并于当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关于学社这个名称也曾经过一番考虑。认为“九三”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九三”成为政治团体后仍应本着这个宗旨。但这方面的知识分子在那时虽然很多人都有进步的要求，却又不愿沾政治的边。所以“九三”这个团体不宜采用政治色彩较浓的名称，才可以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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