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觉敷原名高卓，字觉敷。1896年11月生于浙江温州。1918年考入香港大学文学院教育系，1923年毕业。大学毕业后，高觉敷先后受聘于四川大学心理学科、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复旦大学等。抗战胜利后，高觉敷任金陵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1952年，南京师范学院建立，担任教务长，1957年任副院长。
早在香港大学期间，高觉敷就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高觉敷除了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外，还致力于心理学史、心理学流派的研究与译著。高觉敷先生的学生陈孝祥曾言：“我们称颂高老夫子，像苏轼称赞韩愈那样：‘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一点也不夸大。”从1923年起，高觉敷陆续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新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对象与方法》等评介西方心理学派的文章，共计150多篇。1926年翻译了杨琴巴尔的《社会心理学史》，主编出版了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大辞书》。这部辞书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时至今日《英汉心理学词汇》中的许多条目仍是参照《教育大辞书》修订的。
在心理学领域高老可谓著作等身，三四十年代的主要著作有：《教育心理学》、《心理学讲义》等。译著有：波林《实验心理学史》、考夫卡《儿童心理学新论》以及格式塔学派的一些代表著作，在传播西方现代心理学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78年以后，又主编出版了《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国心理学史》等。
1983年，美国利黑大学心理系名誉教授J·布劳柴克博士在其所著的《世界各国的心理学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高觉敷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心理学史》一书是“编撰一卷以研究从孔子到现在的原始材料为基础，全面论述中国心理学史的著作，也是最庞大并为国际学术界特别关注的科研计划，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宝库的空白”。
高觉敷先生严谨治学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勤、钻、恒、谦。
高老认为“勤”是做学问的重要条件。在进行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增订版的翻译工作中，原著有很多附注，这些附文是希腊、拉丁、德、法文写就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了把这些资料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高老告诫翻译组的同志：“不能凭自己的印象翻译，要勤查词典，特别是对一些吃不准的词语一定要反复读读上下文，必须保证译稿的质量，对读者负责。”
高老说：“做学问不仅要勤，还要钻研。”为了写好《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译序，使读者对弗洛伊德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正确的认识，他深入钻研弗洛伊德的有关材料，分析比较有关学者对弗洛伊德的评价，用了三个月时间才定稿。
高老治学的“恒”，不仅在于坚持不懈地努力，而且在于抓住一、二个专题深入下去。而“谦”，用高老的话说，就是做学问必须抱着虚心好学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高觉敷不仅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更为师范教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他认识到高师教育是整个普通教育的关键，办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学教学的质量。于是他着力宣传“师范化”和“面向中学”，要求教师学习教育学，学生的教育实习也增加到三年级和四年级各进行一次。高觉敷先生认为：要将师范性与学术性融合为一，一方面是学而不厌，另一方面是诲人不倦。如果高师教育既重视学科教学训练，又重视专业训练，共同提高，就可突破师范化的片面性，高师教育的特点不仅在于接受教育学、心理学的教育，进行教育实习，而且要用教育观点鉴别教材和讲授教材。
高觉敷先生教书育人，身体力行，1986年12月，他将自己的6000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南师大教育系，设立“高觉敷奖学金”，用以奖励在学习和科研中成绩突出的本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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