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不久就得到较好的对口工作岗位，我十分满意，以为此后就可以安定下来专心一志钻研我的心理学了，至于社会上的事自有别人去管，用不着我去不务正业。我到美国不久，有一位我在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也去了，但在另一个地方。他写信给我，邀我参加他已参加的国内的一个政治团体。我回信批评了他，意思是说，既然能来到美国，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应该好好学一点东西回去，不要搞什么政治活动。我初回国后仍抱着这种态度，成为一个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不答理窗外的风吹草动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你不听它也会冲进你的耳朵，使你不免心惊色变。我那时也不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无所谓的人。我回到家乡县城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我的老兄梓年还在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县政府的工作。我曾跟他说我认为三民主义还不够彻底。所以有人邀我参加国民党，我拒绝了。我到南京一年以后，从旁听到江西方面“朱毛”领导的武装斗争声势很盛，南京方面去攻打的部队弄得兵败将折。我对“朱毛”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到，也不知道“朱毛”是何许人，是怎样两个字。这说明我在那时对国家的政治局势是如何无知。但我觉得一时还不会影响到南京，故仍安然于岗位工作。再过两三年，突然听到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就把我震醒了，再也难于一心抱着心理学而不关心国家大事了。这就使我在心理学的历程上开始产生彷徨，但我所钟爱的心理学仍要好好哺育。同时蒋政府在经济上的破绽也日益显露，学校的工资也要拖欠，研究费用和设备经费更谈不上，我预见到我所追求的理想将难于实现。这是我在思想上产生彷徨的另一个原因。就心理学本身说，心理学的学派越来越多，还不大像一门科学。我原认为还是要通过实验的方法，好好把心理学的主要问题进行认真完善的实验研究，取得可靠的结果，并根据各方面有关的科学知识来予以恰当的解释。这样，也许可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科学事实面前得到共同的认识并逐步趋于一致。我回国以后的最初几年中仍抱着这样的想法。后来根据我国那时的现实社会情况，逐渐感觉到，我那种想法是几乎完全不能实现的。以后又进一步感觉到，即使我的那种想法有条件能照着做，也未必能得到所期望的效果。因为人的心理也是事实，即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它们也都是事实。在同样的心理事实面前不同的心理学者竟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以至有很大的分歧，这就不是我原来设想的原因所能说明的了。而真正的原因，我却一时不能找到。这使我对心理学本身的问题也陷于彷徨无主的情况。在1933年夏，我去上海，我的老兄介绍我看一看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译本。因时间不够，把它匆匆看了一遍，觉得这个译本的文句颇为晦涩难读，但也似懂非懂地领会到书中的许多论点对心理学很有启发意义。我从这里隐隐约约地看到心理学的出路所在，但这却更增加了我的彷徨。因为对心理学的前途似乎看到了一线新的曙光，但还很不明确，一时解决不了问题，而我对心理学原来的想法则等于受到了更大的挑战，以致有了两头无着落之感。但我对心理学的信心则毫无动摇，体会到此后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心理学工作作较大的方向调整，到马列主义方面找寻心理学的科学出路。
十年探路
抗日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中央大学全部迁往重庆，我也去了。由于估计错误，过于相信官方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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