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这也很合我的意思。于是就在初秋时和他一起进了那个大学。那时美国的大学都承认中国国立大学毕业生的学历。无须考试，无须事先联系，只要开学时去报名交费。我作为研究生可随意选课。我在国内学了一门普通心理学性质的课，但和没有学过差不多。我对心理学的不少基础知识也一无所知。于是我下决心从头学起，和大学本科心理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一样学起来。那里开的心理学课并不多，记得只学了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相比之下，前两门课很受益。那个大学的动物学也不差，我几乎学了所有的几门动物学课。也学了一门讲中等教育的课，以了解一点美国教育的实际情况。那时教普通心理学的是康托教授。他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学见解。他讲课也用教本，用的是刚出版的吴伟士的那本心理学，但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注意发挥他自己的理解。我对这样的教学感到颇合口味，受到了启发。加之，我同时阅读教本，故获益不少。教实验心理学的是布克教授，他把这门全年的课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做实验上。布克先生只是在实验之前布置一下实验工作，说明一下所要注意的事项，完全不讲书本里的知识。每个实验所要参考的知识在实验指导书后面都列有几本参考书及有关的页码，可以由我们自己去查阅。我觉得这个办法也很好。所有的实验我都和蔡翘一起很认真地做，并更认真地写实验报告。对实验报告中的“讨论”一项，我特别花工夫，查阅有关的书，细心地写出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和体会，有时候还发一点议论。我的实验报告常得到“优”的批分。这是我所学的心理学课中最受益的一门。那种教法固然不差，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能充分发挥学习积极性。这使我长久难忘。我对在那里学的动物学也感到很满意，因为得到了我所必要的基本知识。这样，我的心理学的专业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那里我也曾试图作硕士论文研究。我自己拟定的研究题目是“汉字的心理学研究”，因为我那时对汉字的改革问题已有了一点兴趣。但我对汉字除能识能写以外，知识很有限，只是有笼统地要研究它这样一个想法，至于怎样研究，我却一时拿不定主意。做我导师的康托先生当然无法帮助我。我曾向他说明我想做的研究的重要性。他也只能听我的，无法断言我的想法合适不合适。因此，到了期限，我的研究还是没有做出来，论文也就交不出来。但学校还是把我作为硕士研究毕业生，发给我硕士学位的文凭。这也不是太奇怪，因为那时美国有些大学可以让大学毕业生再进大学攻读两年，只要学习成绩较好，也可以不作硕士论文而授予硕士学位。
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学习两年后即转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蔡翘已于一年前转到那里。那里接受研究生也无须经过考试，只要在开学那天去报名选课，得到主任教授的同意就行。我到那里一开始就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以心理学为主科，动物学为副科。我跟从的导师是哈维·卡尔教授。他给我的一种影响是不盲从，不随风摇摆，脚踏实地，对问题富于分析批判精神。他在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和华生是同学，并在那里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华生认为机能论心理学还前进不够，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机械客观论的影响，在心理学上走向偏重行为的观点，终于创建了他的行为论心理学，抛弃了意识。卡尔则继续守着机能心理学的岗位而有所发展。他时常提到意识和太阳光一样是不可否认的。他的这个论断也提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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