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稍许有些怒气冲冲地问我为什么这样久不来。我感到一惊，但只在脸色上和姿态上表示了很大的抱歉，没有向他作解释。他一会儿也就平静了下来，像平常一样又和我谈了我的问题，对我的实验设计提了几点意见。我完全了解，他对我发的小小脾气是真诚关心我的研究工作的表现。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他每年都要收好几个研究生，他都一一尽心指导，从研究课题的选定，实验的设计，一直到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我的论文稿他作了细心的审改，包括文字上的斟酌。我的实验工作做得连自己也感到不满意，主要是被试人数少了一点，数据不够。在论文答辩时，卡尔先生和两三位有关的教授在一个房间里讨论了一会儿，就出来告诉我通过了。我当然很高兴，但同时感到惭愧。答辩通过后不久，他就把我的论文送给一家心理学刊物去发表。似乎他倒比较赞赏我的这篇论文。我的论文题目在当时是有一定意义的，主要想说明S—R这个流行公式的两头都是比较复杂的，不能把它设想得太简单。美国大学对博士研究生到最后给不给学位似乎倒并不怎样十分严，它们可能也考虑到研究生平常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这些方面，而不单凭一篇论文。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所遇到的上述情况似乎也是这样。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的论文答辩会的教授先生们稍许严一点，我就通不过，那我六年的努力至少有一半要付之流水，我的一点理想也要归于破灭。联想到我国现在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制度形式严格，但颇有不合理之处。弄得不好会起扼杀人才的作用。
我于1927年秋怏怏回国，不多久就被邀请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工作。这所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这个系的前身，就是东南大学于1920年建立的心理学系。这个新大学的教育学院还另设一个教育心理学系。主持学校调整工作的人颇有远见。可惜后来的领导者见不及此。我先被聘为副教授，半年后改为教授。这样，我在国内得到了较好的心理学工作岗位，因而我和心理学的关系又进一步巩固了，再也不能分离了。我回国之前，原想回来找一个助教一类的工作，以便能继续学习我还欠缺的基础知识。不料一回来就被安排在这样一个较高的位置上，这对于继续学习就颇不方便。不过也怪我自己没有决心。在后来的几年内我就安下了心，专力于心理学的工作，也写了好几篇小文章和一本小书，表达了我当时对心理学的见解。
十年彷徨
回国后不久就得到较好的对口工作岗位，我十分满意，以为此后就可以安定下来专心一志钻研我的心理学了，至于社会上的事自有别人去管，用不着我去不务正业。我到美国不久，有一位我在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也去了，但在另一个地方。他写信给我，邀我参加他已参加的国内的一个政治团体。我回信批评了他，意思是说，既然能来到美国，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应该好好学一点东西回去，不要搞什么政治活动。我初回国后仍抱着这种态度，成为一个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不答理窗外的风吹草动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你不听它也会冲进你的耳朵，使你不免心惊色变。我那时也不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无所谓的人。我回到家乡县城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我的老兄梓年还在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县政府的工作。我曾跟他说我认为三民主义还不够彻底。所以有人邀我参加国民党，我拒绝了。我到南京一年以后，从旁听到江西方面“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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