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他的晚年，忧虑于人类的命运，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深感一种社会与文化的病患隐埋于整个时代之中。但早已身患绝症(口腔癌)并步入了暮年的他，难免会有力不从心与无可奈何之感。他只是怀着一种希望，他说：“我们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有人将大胆地着手研究一种文化社会的心理病理学。”十几年后，另一个犹太人，另一个献身于精神分析的学者，埃里希·弗洛姆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出身于德国的莱茵河畔，那正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问世之年，也是精神分析这门惊世学说君临天下之际。还是在一个少年的时候，弗洛姆就萌发了对弗洛伊德的兴趣，立定了自己一生求索的志向。他既是弗洛伊德思想的追随者，也是自成一家的体系创造者。他立志要找出支配个人生活的社会规律，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真理之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过时理论。历时50多年的学术生涯，持续一生的不断求索，他用其毕生的精力，促成了精神分析的转向，完成了社会文化学派的使命，建立了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全面展开了对社会的精神分析。
一、社会潜意识
社会潜意识理论是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最大发展，也是精神分析从研究个体转向研究社会的一块基石。在弗洛姆之前，已有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概念，这是精神分析研究个体潜意识转向社会潜意识的先声。弗洛姆本人也承认荣格的作用和影响，但认为自己的社会潜意识有别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直接指出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其中绝大部分是遗传的，是不能成为意识的，而他的社会潜意识则是在社会压抑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它主要指被社会意识所压抑下去的那一部分内容。
按照弗洛姆的解释，社会潜意识由社会不允许其成员所具有的那些思想和情感所组成。每一个社会都会通过自己的生活现实和交际方式，通过人际的情感和认知形式，发展一种其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特殊思想体系或规范，加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压抑作用，用弗洛姆的话来说：“这种体系的作用就像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除非经验能通过这个过滤器，否则它们就不能成为意识，”而只能处于一种受压抑的潜意识状态。
弗洛姆在专门论述社会潜意识的一本书中，深入分析了“社会过滤器”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认为这一“社会过滤器”是通过三种文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而这三种文化要素也就构成了社会潜意识的主要机制。
1.语言。由一种文化的共同语所组成的固定的语法和句法规则，强有力地塑造着现实被标记的方式，也即“语言包含着生活的态度”。或者说，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其所蕴含的一种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哪些则不能。
2.逻辑。一种文化范畴中的逻辑规律决定着其成员认为什么是“自然”的或合理的，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方式甚至思想内容。所以它也能起到一种社会压抑或社会过滤的作用。
3.禁忌。社会过滤系统利用社会文化中的“禁忌”，来塑造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即有些思想、情感或态度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危险的，从而被排除在意识之外。
由于过滤器的作用，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导致该社会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意识经验的压抑。一个社会越是不能代表该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这种必然性也就会越大。因为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普通大众是不能允许自
正在提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