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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及其对社会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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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他的晚年,忧虑于人类的命运,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深感一种社会与文化的病患隐埋于整个时代之中。但早已身患绝症(口腔癌)并步入了暮年的他,难免会有力不从心与无可奈何之感。他只是怀着一种希望,他说:“我们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有人将大胆地着手研究一种文化社会的心理病理学。”十几年后,另一个犹太人,另一个献身于精神分析的学者,埃里希·弗洛姆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埃里希·弗

己的思想和情感与其社会的种种规范相背的,他们不得不对这些思想和情感进行压抑。一般说来,潜意识既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而是两者的统一,它通常代表了实在的人,一个具有潜能的人,而意识只是代表着社会的人,代表着个人所处历史状况所造成的局限性。那么,认识到人的潜意识,便意味着去触摸一种完整的人性。因而,弗洛姆认为,除非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社会,认识到这个社会是如何促成或阻碍人的潜能发展的,否则他就不能全面地论及自己的人性。如果揭示潜意识便意味着达到对自己的人性的体验的话,那么不但要揭示个人的潜意识,还要进一步揭示社会的潜意识。必须使普通人能够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认识社会的动力,批判地估价自己的社会,以期达到对社会潜意识的把握。

二、社会自恋

以社会潜意识为基础,弗洛姆对许多重要的社会现象都进行了“精神分析”,社会自恋便是其中一种。“自恋”本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一个经典概念,取自古希腊神话中“那西塞斯”的故事。据说他是一位出名的美少年。但只爱自己,看不上别人,回声女神厄科向他求爱也遭拒绝,爱神阿佛洛狄迪利用厄科来惩罚他,使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能钟爱于自己在湖中的倒影,最后憔悴不堪,落水而死,变成水仙花。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恋被看作是自爱与对象爱之间的一个必然阶段,或是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机能。弗洛伊德也认识到自恋不单纯是精神病的一种特征,正常人也都有某种程度的自恋,只是很难认识到它,因为它属于潜意识的范畴。但是自恋有许多表现形式,如洁身自好,忠于职守,施舍行德等等,它往往介乎于自高自大与谦逊礼让之间。“任何人都有很多方式来伪装他或她的自恋,而这些方式及其功能却很难被意识到。”

个人自恋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弗洛姆认为社会自恋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比如,如果一个人自称天才,英俊无比,那么很可能会遭人訾议,但是如果我们称赞我们的国家古老而文明,我们的民族勤劳而勇敢,那就不会受到责难了。政治集团和宗教团体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自恋的基础,个人总是在社会自恋中来满足各自的个体自恋。这种遍布于社会生活之中的社会自恋往往在战争的情况下表现的最为充分。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崇高的,热爱和平的,文明的等等;而敌人的国家则恰恰相反,是卑鄙的,奸诈的,残忍的等等。弗洛姆说:“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感受,是自恋主宰一切而理性变为沉默的有力说明,”为了战争的利益,英国的宣传机构曾指控德国士兵在比利时用刺刀残杀婴儿(纯系编造,但当时大部分人都相信),德国称英国是一个奸诈的商人国家,而他自己则是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英雄。自恋使人们迷失了理性,受驱于庞大的社会潜意识。

与社会自恋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是社会移情。移情在弗洛伊德那里主要指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一种情感联系,往往是病人对分析家所产生的爱或恨,表现为一种潜意识的发泄。而弗洛姆则用移情来分析社会,他说:“移情,即一个人对其他权威人物的自愿诚服,一个人感到无助,迫切需要较有权威的领袖,并随时准备听命于这种权威的情境,是社会生活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现象。”任何有心人都会发现移情在社会、政治、以及宗教活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希特勒的信徒,东条英矶的“勇士”,已把社会移情披露得淋漓尽致。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社会自恋殊途同归,都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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