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指标方面，杨阳（2011）的研究显示男生的固定跨代联盟、攻击性迂回得分较高，但在其他维度上性别差异均不显著。然而绝大多数研究只简单区分了代罪羔羊、跨代联盟和亲职化三种类型，而并未细致考察固定与不固定跨代联盟、支持性与攻击性迂回、情感性与功能性亲职化的区别。
2.3 性别角色观念变迁的影响
尽管现有文献没有考察性别角色观念与男女儿童青少年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的联系，但是通过比较台湾学者的研究（国外2001年之后的研究多考察亲子三角关系与社会适应的关系，而没有关注亲子三角关系发生特点的性别差异，而国内大陆的有针对性的研究仅有1项）可以发现，2003年之前的4项研究中有2项研究报告了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之后的6项研究中有5项均发现性别差异不显著。有资料显示（林吟鸿,2011）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之下，台湾民众的性别角色观念愈来愈趋于现代，不论在工作或者家庭中，多数人抱着性别平等的态度。因此，上述研究结果的前后差别可能与家庭成员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变化有关。这提示我们后续研究有必要在考察该变量的发展变化的前提下，进一步探明男女儿童卷入父母冲突的程度与方式。
3 研究展望
3.1 系统开展本土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家庭观念的变迁，我国夫妻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断显现，离婚率持续增加。亲子三角关系将成为我国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不可忽视的现象。此外，文化背景作为宏观因素可能会影响亲子三角关系发生特点及其影响。然而既有关于亲子三角关系的描述和实证研究主要来自美国家庭和台湾样本。众所周知，以个体主义为特征的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与家庭的自我分化，界限模糊会导致个体的适应不良（Bowen,1978; Buehler et al.,2009）。台湾与大陆虽然同源于儒家传统文化，强调孝道和个体对家庭的责任，但是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由于受美国和日本文化的影响，台湾文化正日渐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与大陆的文化价值观表现出实质性的差异，因而其所获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大陆文化背景中的家庭，亲子三角关系的性别差异是否具有文化普遍性和特异性问题仍有待探讨。其次，中国社会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和农村家庭的生活环境、结构、子女数量、性别角色观念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亲子三角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儿童青少年影响的性别差异可能会因地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然而迄今尚未有研究探讨这一问题。未来研究中，开展和加强亲子三角关系的本土研究，并与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下的研究发现进行系统比较，将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3.2 改善亲子三角关系的测量方法以及性别差异的分析方法
如前所述，由于被试年龄、家庭中子女数量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所揭示的结果也表现出分歧性和复杂性。若要厘清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亲子三角关系的发生特点及其影响，未来研究需细化上述人口学变量，考察它们与被试性别的交互作用。此外，基于测量方法与指标的差异所导致的分歧，未来研究需要对亲子三角关系的概念进行统合，提出成熟一致的测量体系，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测量方法，从而得出更为易于比较和清晰的结论。此外，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平均数上，而且体现在组内变异上，即男性群体内的变异与女性群体内的变异是否存在差异（刘蕴坤,陶沙，2012）。然而，既有研究对亲子三角关系性别差异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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