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安（1999）以台湾完整家庭的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成为代罪羔羊，但在跨代联盟与亲职化上无显著性别差异。Bell等（2001）以美国和日本青少年（11~19岁）为被试的研究表明，女孩更可能作为母亲的盟友卷入父母冲突，男孩则更多以代罪羔羊的形式卷入其中。目前，仅有几项研究考察了亲子三角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的性别差异问题。譬如，Buehler等人（2009）以美国6年级儿童（11~14岁）为被试的研究发现，亲子三角关系能够通过外显行为问题而作用于同伴拒绝，且性别在其中不起调节作用。Etkin等人（2014）的研究显示，在那些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程度较高的青少年中，当父母温情得分均较低或较高时，男孩会表现出较高的外显行为问题，然而，当母亲温情得分较低，而父亲得分较高时，女孩会表现出较高的外显行为问题。由于所考察的结果变量不同，所以尚无法对其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进行比较。
2 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
2.1 人口学变量的差异
那些报告亲子三角关系存在性别差异的研究，其被试的年龄跨度一般较大，譬如，Vuchimch等（1988）的被试年龄范围为3~22岁，Bell等（2001）的为11~19岁，郭孟瑜（2003）的为13~18岁；而那些没有发现性别差异的研究其被试年龄往往集中于某一阶段，例如，柴芬兰（2007）的仅为高中生（15~18岁），Buehler等（2009）的仅为6年级学生（11~14岁）。因此亲子三角关系的性别差异可能具有发展性特点，即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既有研究并未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Bowen认为（1978）家庭中的长子和最年幼的孩子更易卷入父母的冲突。因为长子更有可能承担起维护家庭稳定的责任，而最年幼的孩子往往与父母的亲密度更高。另外，独生子女与长子相似，其交往对象多是成人而非兄弟姐妹，同时独生子女与父母关系更亲密，因而更易成为父母冲突的焦点。在面对父母冲突时独生子女也缺乏手足的情感支持，因而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更大。郭孟瑜（2003）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那些排行中间的男生，其跨代联盟的程度显著高于排行中间的女生。未来研究有必要在考虑子女数量和出生顺序效应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入考察亲子三角关系的性别差异问题。
尽管关于子女的性别构成的研究资料极为匮乏，但有研究表明（Bell et al.,2001），女孩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的类型受到家庭中是否有男孩的影响，在没有男孩的情况下女孩更易作为代罪羔羊被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然而绝大多数研究并未关注该变量的影响。
如表1所示，有的研究考察的是双亲家庭的被试（张虹雯等, 1999; Bell et al., 2001），有的考察的是单亲家庭的（Buchanan etal., 1991）。这也可能是导致结论存在分歧的缘由之一。有资料表明（郑淑君, 郭丽安,2002），离异家庭更易形成跨代联盟，而完整家庭更易出现亲职化情况。然而，家庭结构与子女性别对亲子三角关系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其表现形式如何的问题尚不清楚。
2.2 测量方法不一致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家庭录像观察、家庭访谈、多主体报告或者儿童青少年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指标上（见表1）有的采用的是卷入程度，有的测量的是卷入类型，有的测量的是六大类，有的测量的是三大类，而有的仅测量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类型,因而测量方法的差异也可能是既有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譬如，Vuchimch等（1988）采用家庭录像法的研究表明女孩更易卷入父母冲突，而Buchanan等（1991）采用多主体报告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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