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京西国际学校是国内备受推崇的国际学校之一，偏向欧式的教育方式、偏向美式的管理方式，让许多中国家长心生向往。不过，京西学校自2013年来，却卷入了一起侵害学生人格权的诉讼之中。今年2月底，京西学校站在被告席上。校内心理咨询师为一名美籍初中生所作的“自杀及他杀倾向性测试”，饱受社会争议。
京西学校是一所纯国际学校，在心理咨询方面的倾向和国内学校有所不同，但我国从小学至高校的“心理咨询室”遍地开花。虽然心理教育的集体取向极强，但是单独咨询的个人取向依然存在。京西学校的纠纷让更多的中国家长意识到，经常被视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心理咨询，其实还有另外一道“单独咨询界限”的边界。
心理测试导致退学
2013年7月，15岁的美籍初中生哈利以人格权被侵害为由，将京西学校诉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索赔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共计600万元。哈利母亲在起诉书中称，哈利从2009年起在京西学校初中部就读。2013年1月，学校以哈利缺课以及与同学关系处理不当为由，在未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给孩子做了“自杀及他杀倾向性测试”。此后，学校以此测试结果为依据要求哈利退学。
今年2月底，朝阳区法院第一次开庭。除了一次短暂的休庭，这次开庭从上午10点15分，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半。
庭上，哈利的母亲情绪十分激动，“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克里斯和哈利面对面，问他 你想杀人吗？ 孩子说， 不想。 真的吗？ 孩子说 真的。 你要说实话！ 等等封闭式词语，逼迫孩子最终说 是 ，诱导孩子承认有 自杀 和 杀人 倾向。”学校以该测试结果为依据，要求孩子退学。随后，家长带孩子到其指定的北京和睦家医院进行专业心理评估。一个月后，评估结果只是怀疑哈利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
这里交代一下：所谓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主要以人际交往和语言交往困难，局限而异常的兴趣刻板行为模式为特征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性疾病。不过，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大部分都有正常、甚至高于正常水平的智商，英国的历史名人传记研究者推断牛顿、爱因斯坦、米开朗琪罗、比尔·盖茨、约翰·纳什等智商超群的人，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
哈利的母亲称，哈利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在美国读幼儿园和小学时还当过班长，他只是有些内向，不爱说话。被“测试”出有自杀和他杀倾向后，孩子暴怒，一直称“学校在骗人”。后来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评估结果出来后，哈利认为自己可以重返学校，但依然被学校拒绝。哈利长达4个月无学可上，精神受损，在家砸东西，说学校在骗人。
哈利的邻居吕女士出庭作证，认为这次心理测试和退学给哈利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哈利是个很正常、有耐心、细心的孩子，曾给我9岁的女儿做过英语家教，我们都很喜欢他。”但自从他被禁止上学后，“就天天待在家，也不搭理人了。有次路上我看见他和他打招呼，他溜着墙根就走了。去年暑假，他从美国回来后和我遛了一次狗，我感到他说的话很负面，以前他说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还没有迈过这个坎儿。”
哈利的母亲说，因为国际学校在接收学生时会参考前一学校的推荐信，最终，家长只得根据该校的推荐，送孩子到美国一所特殊学校就读，以医疗孩子受到的心理伤害。从去年4月份至今，哈利所花掉的心理治疗费、交通费等已超100万元，哈利还需继续留美学习，大致需要500万元。考虑到家长也要承担一部分，哈利母亲将经济索赔定为300万元。“京西学校对哈利进行的自杀和他杀倾向性测试，对孩子的损害可能是终身的，不可逆的。如果在美国，标的应远在500万元以上。”
面对哈利的指控，被告律师辩称，京西学校对原告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在2013年1月11日，是哈利主动找到心理辅导老师克里斯谈话。哈利平时情绪低沉，总是逃课，和同学关系不好，克里斯和他谈话也只有半个小时，了解到他有自杀和他杀倾向。克里斯还建议他去作专业评估。
克里斯认为自己对哈利所进行的测试是正确的，是为了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的安全着想。他的问题主要涉及到是否想伤害自己和别人、是否有伤害他人的具体计划，“这是一个正常的问题，在美国也常这样问。”鉴于测试结果显示哈利具有危害性，学校才建议家长带他到专业的机构去测试，以确定他危险的等级。
京西学校称，学校也从未要求哈利退学，只是考虑国内并没有该类心理治疗的专业机构，这才建议哈利转学，并为他推荐了学校、出具了转学手续，已经尽到了一个教育主体的义务。
资质模糊和原则缺失
针对这一案件，“关于学校能否对在校学生作心理测试以及如何组织测试的问题，目前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并没有规定。但从常识上看，心理测试是一个很专业、很严肃的问题，尤其是在它被用作一种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手段时更是如此。我们有理由要求，校内咨询教师应该具有心理咨询师的资质。”教育法专家、著有《教育律师的忠告：例说中小幼教师必知的75条法规》一书的雷思明告诉记者。
我国对心理咨询的规范较晚，2000年以后，心理咨询才被视为一种正规的治疗，其从业人员必须要具备心理学、教育学、医学其中之一的本科学历，并要通过国家人社部的专门考试。不过，校内的心理咨询老师却并没有被硬性规定必须要有此资质。由于中国心理健康教育最早从思想政治教育中分化而来，早期的心理咨询老师主要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队伍。随着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的建设，有许多心理学毕业生进入了这支队伍，他们中的大部分拥有心理学专业学位，少部分由思想政治教育背景转岗而来，都接受过上岗心理咨询训练。不过，“除少量的精神科研究生，还有部分临床医生参与卫生部组织的心理治疗师资格考试外，很多人并没有受过严格的临床专业训练。”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咨询室郑建民医生认为。
由此，中国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主要工作在于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如课程、讲座、学生活动等，其次才是提供心理咨询。这使得中国学校的心理咨询注重集体主义取向，即面对整个学生群体，但专业心理咨询师必须要遵守的职业道德却常被忽略。
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心理学博士张爱莲调查了145名有从业经验的人员，发现其职业伦理意识总体较强，但在知情同意方面意识较弱。比如“不向来访者透露测试目的”、“未经来访者同意进行录音”、“不向来访者说明保密原则受限的情况”、“向自己的学生或被督导者提供咨询”等。广州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强调，保密原则必须在第一次咨询时就要告知咨询对象，其信息和档案除法律要求外不会外泄，“同时也要告知几种保密受限的情况，如咨询对象有杀人和自杀倾向、咨询师有证据假设儿童、老人受到了虐待和伤害，不过这种信息暴露也必须针对相关的机关和部门，向社会公开会造成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
“结果论”的手段受到抨击
张爱莲认为，在中国学校里，对学生自愿接受心理辅导、对测试结果的看法与处理方式、请家长及老师协助工作时的表达方式和权限管理都有待加强。
长期为学校教师提供培训的博雅心理咨询研究中心通过日常工作了解到，有些学校、家长有倾向于使用心理咨询来改变成员或学生的想法，这是严重误用心理咨询的现象。例如，学校把违规记过的学生转介到辅导室或咨询中心，希望咨询老师可以有效地改变学生的违规行为。“心理咨询不是用来统治，或用来改变组织成员的工具。最能受益于心理咨询的人，是那些自愿求助的人，因为心理咨询并不是一种可以强加于人的药物或劳动。心理咨询对求助者有许多的要求，如果求助者不愿意配合，那么将无心理咨询可言。心理咨询与一般助人工作最不相同的地方是，心理师通过良好的咨询关系来帮助求助者，增进其自我觉察与自我了解。心理咨询是一种自我觉察的工作，别人无法取代。”其负责人表示。
“慢工出细活”这句话相当适用于心理咨询工作。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不仅要出于自愿，而且也要愿意花时间与预算来进行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并不是一种告诉求助者如何解决问题的行业，也不是一种帮助人们快速消除症状与解除痛苦的专业。要能从心理咨询获益，求助者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一步一步地认识自己，一层一层地了解自己，一点一滴地变化自己。求助者的个性与行为问题经过多少年的酝酿而产生，自然也要花费大约相等甚至更多的时间去调整与改变。通过心理师的协助，求助者可以显著地缩短精神痛苦与问题改善的时间。
因此，通过心理咨询发现学生的异常状况，并不意味着心理咨询的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同时，因异常而决定进一步进行的心理测试，也需要严格的测试程序和判定。并非针对全体学生而是目标学生的心理测试，必须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在场，而测试结果同样也不代表最终结论。
“我国的心理测试的模板都是用国外的，再由中国专家结合实际进行汇总分析产生，不能说100%准确。”有丰富心理测试经验的仁助社工事务所法人安娜说，这种测试模板只是一个手段，并不十分准确。如果在测试中发现孩子有严重的危险倾向，必须进行进一步跟进、评估才能下最终结论。
安娜介绍，目前事务所和多家学校合作，给孩子们做的模板中也有关于自杀倾向的问题，大概内容是你是否曾经有过自杀的想法，如果有学生选择“有”，那么心理专家会认为其是潜在对象，会通过约谈的方式了解学生这种想法是否真的有行动性，并进行动态跟进、心理干预。而因为学生出现自杀倾向就予以退学的处理手段，在学界并不能得到认同。
不过，予以退学并不能作为学校侵权行为的最大证据，“校方对学生的心理测试是否给学生本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后果？这需要学生出具医院或者鉴定机构的诊断证明，既要证明造成了某种具体的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损害后果，还要证明这一后果是由校方的心理测试行为所引起的，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学生一方不能举证证明这一事实，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雷思明说。
美国高校的心理商讨
和我国的心理咨询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相比，在世界范围内，自二战之后就开始在校园内推行心理咨询的美国被认为是校园心理咨询的佼佼者。早在1968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心理咨询师服务于教育机构，从事教学、服务和管理工作。其中，美国高校由于面对心理问题更为多样化的青年，其心理咨询的角色功能和队伍建设对中国学校目前并没有十分重视的个别心理咨询很有借鉴意义。
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李焰研究认为，美国高校咨询中心扮演着三个基本角色：对需要心理关注的学生提供咨询和治疗、辅助学生有效达到教育和生活目标技能、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的人文校园环境。因此，最重要的角色是提供个别心理咨询服务。咨询师要提供促进学生需要及个人发展的教学和商讨活动。商讨指的是管理者、辅导员、学生家长从人性发展角度提供建议，有别于专业心理咨询的咨询(CONSELING)。
美国高校心理咨询队伍由专业员工和支持员工组成。心理咨询和治疗功能必须由专业员工完成。他们一般具有咨询员教育、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工作领域的博士学位，支持员工也要进行心理咨询专业的基本训练。高校咨询中心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主动接受心理咨询协会的资格评估，评估结果会在网上公布，如规定每1000到1500名学生配备一名咨询师，咨询中心主任要博士毕业等等。
和中国学校相比，美国高校咨询中心的使用率非常高，这也是学校宣传和鼓励学生重视解决心理问题的结果。美国高校学生使用心理咨询中心的比例在5%至10%，斯坦福大学在校生约一万六千人，咨询中心每年接待8000多人次，约有1500名学生使用咨询中心。
美国高校咨询中心员工必须严格遵守美国心理学会等五个国家级学会的伦理守则，其伦理守则与我国心理咨询师普遍遵守的职业道德相似，一般包含对来访者保密的要求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打破保密限制的说明;对使用和解释心理测试的伦理标准;对人做试验的伦理要求;对个案记录的法律和保密要求等。一旦违反法律，任何人都有权向当地法院提交诉讼。李焰表示，学生投诉或状告学校的比例并不是很高，2007年，美国273所高校有3起学生投诉咨询中心的事件;2008年，284所高校中仅有2起针对咨询中心的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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