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治疗理论二分法──介入型与限制型治疗师
妈妈（急切地）：要不要跟他说你做了什么？
大卫：喔，我的眼睛，我稍微搓一下眼睛，也不一定要这么做！这不会持续太久。
吉尔（用温和的口气）：大卫，这个冲动出现前，你的父母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
星期三的督导课，大家都在单面镜後面，专心看吉尔与大卫一家人搏斗。大卫今年二十四岁，过去一年都住在精神科病房。由於他强迫性揉眼睛的行为已经威胁到视力，因此要住院接受治疗。刚开始时，吉尔只负责大卫的个别心理治疗；不过最近四个月来，他改与大卫及其父母进行家庭会谈。
这四个月当中，吉尔一直在督导团体中播放治疗录影带。这是我们第一次现场观察会谈的实际状况。我们对这一家人早已熟悉，对於父母全心呵护大卫的态度也不陌生，大卫的举手投足都对双亲有特别意义，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大卫根本无所遁形。
这位父亲满头灰白发，踌躇不安，希望能帮上忙。而母亲充满愉悦的圆脸，总是紧紧靠著大卫，两人亲密的程度远超出我们想像。大卫含糊笼统的说词，总是公平地兼顾父母的需要；他的说词先满足母亲，再来是父亲。显然，大卫负有取悦双亲的使命！
吉尔是一位心理学家，成长於美国南方家庭，因此，他习惯与人保持相敬如宾的关系；作为一个治疗师，他擅长使用温和口气，提出低调的诠释。
米纽庆（督导者，对著团体说）：我猜吉尔正对他们说，大卫一直揉眼睛是因为妈妈跟他太亲近。他太崇尚语言的力量了，认为他们应该懂得他话中的含意。不过他们跟他的频率不同。在他们能听得懂他的话之前，吉尔应该先学习如何大声说话。
从年初开始，我就一直协助吉尔了解他治疗这个家庭的风格。虽然他已经知道自己风格的限制，也努力扩展其他治疗方式，不过他的认知观点仍然很偏狭，也还是依赖用温和语气传达诠释。因此，我决定走到单面镜的另一边，以督导者和协同治疗师身分，暂时加入他的治疗。
我走进会谈室，吉尔简单叫了声「米纽庆医师」，我坐下来。这个家庭知道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督导治疗过程。
米纽庆（对著父亲）：如果你想帮助孩子，就必须让太太改变对待孩子的方式。请你跟她讨论看看。
父亲：我没办法！我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
米纽庆（对著大卫）：这么说，你只好继续弄瞎眼睛！
大卫：我不希望瞎掉。
米纽庆：为什么不要？好孩子一定要做父母喜欢的事！你爸爸承认没有能力应付你妈妈。她感到孤独无依。而你决定当一个治疗者，所以你只好弄瞎自己，这样才能给她生活重心──继续扮演好妈妈的角色。
家族治疗督导的内涵
在本书的第十章，吉尔将仔细描述他治疗这一个案接受督导的整个经历，我还会在期间穿插我的评论，并解释为什么我决定进入吉尔的会谈室。大卫一家人的故事相当吸引人，大家都想了解我如何督导整个过程。因此，我想从他们与吉尔的互动及我的谘询介入带出我督导吉尔背後的想法。不过，在探讨督导内容之前，我要先提出一个一般性观念。
我在此次谘询所采取的方式，其实也是我惯用的督导方式，主要是根据我对治疗性互动的看法。这个观点奠基在一种对人的理解，理解他们行为背後的缘由、他们如何改变，以及什么样的氛围会引发改变。从结构派家族治疗的观点看，个人对於治疗的见解与实际执行督导和训练的方式密切相关，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自家族治疗开始以来，每一个治疗「派别」所采取的督导方式，绝对取决於它对治疗的看法。
想要探索家族治疗的督导内涵，就必须先了解家族治疗的进行方式；不过了解的方式必须能穿透这领域使用的五花八门技巧。若把对督导的探讨建立在对家族治疗过程的深入理解5，我们必须要能洞察技巧背後的想法，同时明辨形成这些技巧的基本假设与价值观。如果能以这种方式检视家族治疗实务，那么家族治疗各个「派别」之间的明显差异就会消失不见；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依然存在的差异现象，必定是最关键的部分。
回到我督导吉尔治疗大卫一家人的情形，我得提出一个重点，作为督导者，我注意的不是家庭动力，而是吉尔的治疗风格。我认为，把焦点摆在治疗师个人是必要的！不过，非常不幸地，几乎所有的家族治疗文献都太过重视治疗技巧，忽略了治疗师本身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工具。早在这个领域萌芽之际，就已区分治疗技巧与治疗师运用自我之间的分际。这是由於家族治疗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与心理动力理论划清界限而意外产生的结果。举一个例子，心理动力理论中的情感转移（transference）与反情感转移（countertransference）两个概念，与治疗师本人有密切的关系；可是早期的家族治疗论者却认为这些概念毫不相干。因为，既然病人的父母与其他家人都一起在治疗室内，那么根本不须考虑病人会把对家人的感受和幻想投射到治疗师身上。除去这些概念後，家族治疗先驱的著作中，便看不到「治疗师作为一个个人」的相关概念。治疗师消失之後，剩下的就只是他（她）的技巧而已！
家族治疗的领域逐渐扩展，家族治疗师也慢慢接受、复制、修正其他实务工作者所发展的新技术。譬如：米兰学派（Milan school）提到「矛盾及反矛盾」的概念，就出自海利（Jay Haley）的「限制改变」（restraint of change）概念；派普（Peggy Papp）的「编舞」技巧，就是取材自萨提尔（Virginia Satir）的家庭雕塑，并加以修正；至於鲍文（Bowen）和萨提尔发展的家族图（genogram）则成为常用的工具。几乎所有的家族治疗师都会使用到这些工具，用以了解家庭互动的内容、或协助整理收集到的家庭资讯。然而，就实务面而言，治疗师运用技巧的方式当然与个案家庭、治疗师及督导者有关。不过这样的考虑并没有反映在相关文献中，顶多事後被拿出来讨论。譬如，我在《贫民窟的家庭》（Families of the Slums, Minuchin, Montalvo, Guerney, Rosman, ＆ Schumer,1967）一书中写到：
治疗师选择的处置方式一定会受到限制，因为他（她）必须在家庭系统的结构要求下运作6。不过这个条件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当治疗师觉察到自己正处於这些「系统拉力」当中，他就有机会找到须要修正的互动范围，以及自己可以参与并改变他们的方法。……当治疗师的距离消失，他得以进入家庭的脚本，并开始以互补性的反应和家人互动时，此种互动通常也正是家人间平时互相诱发的模式，这时治疗师已经完全加入系统了。（p.295）
这段有点复杂的描述旨在说明，治疗师是运用身处治疗情境中的自我察觉来体验、认识个案家庭。不过，在我的早期著作中没有强调治疗师的自我部分，而著重容易影响家庭的技术层面。由於我强调的是他们（这些家庭），而不是我们（治疗师），因此，治疗师被视为「拥有技巧的人」的观念变得普遍。治疗师作为独特的个人消失，而另一方面，家庭的独特性却越来越显著。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治疗师消失不见的情形。亦即我提过的「加入」（joining）概念。这个概念後来由米兰学派修正为「正向转义」（positive connotation）的概念。在我撰写的《结构派家族治疗技术》中，对「加入」的解释是：
治疗师与个案家庭在同一条船上，不过他必须是个舵手…….他必须具备哪些资格？他要用什么来引领这艘船？……（他）拥有个人的理论基础，以及如何与人接触的独特风格。这个家庭必须尝试各种方法，顺应治疗师的独特风格，而治疗师也必须学习顺应个案家庭。（p.29）
因此，「加入」的主要概念，就是关乎两个独特社会系统（个案家庭和治疗师）相互顺应的历程。但当「加入」被转换为「正向转义」时，它就只是一项用来回应家庭的技术。
在所有解决方法中，最有名的莫过於「正向转义」，这个策略不只是禁止批评家庭的任何成员人，还包括刻意宣扬每个人值得赞许的行为。……今天，当我们回顾过去，注意到「正向转义」这个概念，一开始是用来引导治疗师避免与家庭进行无益的冲撞、避免家庭中途退出……是一个策略性的浅薄设计。（Selvini- Palazzoli, Cirillo, Selvini,＆ Sorrentino, 1989, pp.236-237）
这两个概念最主要的差异不是内容的不同。大部分的「加入」指的也是以正向观点解读家人的行事方式7，但是它的含意不仅只於此。「加入」概念承认治疗师是一个积极、独特的治疗工具；可是「正向转义」概念，却只是把治疗师视为被动、传达意义及具有技巧的寻常人。
我们提过，家族治疗文献中找不到「治疗师作为一个个人」的相关资料，一部分原因与家族治疗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关。不过大体来说，治疗师的消失绝对不是意外，而是刻意筛选理论之後的结果。事实上，对於治疗师角色风格的强调也正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家族治疗领域逐渐发展成两个阵营，彼此用截然不同的观点来解析治疗师是如何扮演促成家庭改变的角色。本章稍後会再讨论一些理论预设的问题，那时再继续讨论为什么有些家族治疗师故意让自己在会谈室中消失。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其中一派治疗师，他们在著作或实务上皆主张「治疗师作为治疗互动中主要的改变工具」，这尤其可以藉由萨提尔的治疗范例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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