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与反悖论”今日再版的意义
Pietro Barbetta
将《悖论与反悖论》与《梦的解析》相提并论，是否夸张呢？据称弗洛伊德的这部著作构成了精神分析历史和史前史的分水岭，而《悖论与反悖论》则有资格被认作是系统式家庭治疗历史的开端。
我相信这一论断会被许多人认可。可以为证的是，林恩＊霍夫曼，与Peggy Papp和 OlgaSilverstein一起，向纽约阿克曼学院介绍了米兰团队模式：“我第一次读到《悖论与反悖论》就被深深打动了。基于贝特森的系统观视角上的一种治疗理论终于被阐述了出来。”
贝特森的人类学理论是如何被转化为治疗实践的呢？这一概念性的进程经过了以下三个历史性时刻：
——由于福柯的伟大著作《疯癫史》的影响，反精神病学否定了精神病理论的科学基础。
——Ｇ贝特森提出了建立在人际沟通基础上的精神分裂症的初步假设。
——《悖论与反悖论》开创了“精神分裂症的交互作用”家庭治疗的道路。
本书的意大利文版出版于１９７５年，英文版和法文版出版于１９７８年，西班牙语版出版于１９８２年。在这些年里，在西方民主国家拆除了完整的精神病院，制定了精神病诊断和治疗的新法律。在这期间，米兰的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团队提出了新的模式，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以新世纪的家庭治疗的视角，阐述了是如何将贝特森的思想转化为治疗实践的。
六十年代末，贝特森和哈利进行了一场非公开的，也是少为人知的激烈论战。哈利认为，人类都投身于权力的获取。贝特森坚决拒绝这一观点。由“双重束缚”理论，贝特森得出结论，悖论从根本上存在于对任何一种可能性的控制之中。
人类沟通的任一过程中都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对此的识别和确认，成为了“双重束缚”观念的出发点。这两个层面是：——逻辑沟通的层面，精神分析家们称之为理性化。——与姿态，身体，声调等有关的类推层面。如果这两个层面之间被感知为自相矛盾的，一个悖论性沟通的条件便产生了。接收信息的人即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和混沌的循环情境之中，不知道是来自哪一层面的信息更有价值。
然而“双重束缚”并不能简单理解成这一悖论，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即沟通者之间的关系——永不可能放弃沟通。在1956年的一篇名为“一种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理论”一文中，双重束缚的理论被认作是一种精神分裂症起源的解释。在“双重束缚，1969”一文中，贝特森揭示了早期理论中的“数不清的错误”。简言之，贝特森强调了两点：双重束缚的非客观性，而正因如此，双重束缚促成了与人类和生物的创造性相关的不连续变化。
从那以后，沟通悖论的双重性，既意味着一种根本的策略，又意味着根本不可能运用策略。
到这里我们还是在系统式治疗的史前史。将这些思考应用于与家庭的临床访谈，标示着系统式治疗历史的诞生。这起始于——正如他们本人喜爱提及的——四个精神分析家考虑要改变治疗的规则。从个体的设置中走出，以团队的形式工作，会见家庭团体，进行短程治疗，延长两次晤谈间隔的时间，引入单面镜后的会谈观察，以及其他一些设置的改变，正如那个年代其他的机构，如帕拉阿图精神病研究所等已引入的一些改变。
但还不止这些。使米兰团队的治疗最具特点的，足以称为是系统式家庭治疗开端的是，如Janine 罗伯茨所说，“在积极赋义的广阔架构的内部，进行仪式的重要性。”
如果《梦的解析》重在梦的叙述，那么《悖论与反悖论》则重在最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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