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研究外化对话的起源
从我发表第一篇以外化对话为主题的文章（White,1984)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年。其后在工作中面对许多家庭的孩子时，我便一直探索外化对话的种种关联。这些孩子有各种被认定是长期且棘手的问题。我因为外化对话感到振奋，这些孩子和他们家人的反应也给了我非常正向的回馈。我决定发表这些发现，以遗屎症（encopresis)做为第一个主题。它总是带来失败、羞耻、绝望与被打败等感觉，连带出现的是冲突、沮丧及心力耗损。我想说明外化对话的潜力，它让已经切断关系的家庭成员再度聚合，共同分担并对问题有所作为。当时我希望能够说明外化对话的潜力，为发展问题的互动定义与解决方法出一份力；我也希望能够让人们了解，这些棘手、长期且在社交上引发严重后果的问题，其实可以用好玩、轻松且让人愉快的方式面对。
让我意外的是，这篇关于遗屎症的文章竟引起专业领域的强烈兴趣，激发我进一歩从更多问题、更大范围来探索外化对话，并将这些研究发表出来。同一时期，许多治疗师也开始在面对各种个案时使用外化技巧（例如：孩子、青少年、成人、个人、夫妻、家族以及团体治疗）。近来有为数众多的治疗工作者，针对这个主题发表相关的研究报告，其中有许多可贵的创见。
本章有四个目标。首先，概论形成外化对话发展的观念；第二，讨论常与外化对话有关的治疗位置；第三，回顾各种隐喻如何协助个案努力面对问题；最后，我要提供地图，它以四种探索类型呈现外化对话。
形成外化对话发展的观念
前面谈到，许多寻求治疗的个案相信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反映出自身或他人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们会努力解决问题，最后却发现问题变得更严重。这使他们更坚信，问题确实反映出某种「事实」——问题一定是出在自己、他人或种种关系的本质与特性，问题是内在的，自己或他人就是问题所在。
讽刺的是，这些非常内在的认知（以及因这些认知而引发的行动），一开始主要都和问题的发展有关。建构这些内在认知的习惯性思考主要来自文化现象，所以可以说许多需要治疗的问题本质上都具备文化属性。许多思想家曾追溯过这种文化现象的历史，包括傅柯(Michel Foucault)。我并非想在本章延伸讨论傅柯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发展有何贡献，我已经在其它作品谈过。以下一些评论是关于傅柯的贡献，我想已然足够。
傅柯从十七世纪中的西方文化回溯这些关于生命与自我认同的内在认知。他提出某部分是以下这些发展的结果：
·「分离实施」(dividing practice)——区别受损个体，将无家、贫穷、疯颠或弱者与一般人加以隔离。
·锁定并将这些个体的病理予以分类，使个体客体化。
·将「正常化评断」（normalizing judgment)视为社会的掌控机制，引发人们以专业规则所建构出来的生活典范与发展，用以估量自我与他人哪些言行有违标准。
分离实施、科学化分类以及正常化评断机制的发展，促成了个体自我认同的客体化。人们生活中所遭遇的许多问题，都成了其人格中不可动摇的「事实」。以专业训练的背景为例，治疗师会指出某人的「病理」或「机能障碍」状态；把它放到更广的文化层面来看,个案会认为自己或他人是天生「无能」或「不足」，这种情形并不罕见。
在外化对话中，问题就是问题，不与人画上等号，这种做法与将个体自我认同客体化的情形完全相反。它将「问题」客体化，和一般文化中将「个体」客体化的做法有所不同。
当问题与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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