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曼（John Banmen）
国际知名家庭治疗师，作家、教育家、心灵导师，开创萨提亚太平洋机构并负责至今。现于加拿大代尔达从事家庭治疗。他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曾经与萨提亚一起共事的仍健在的同事之一。当今活跃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许多优秀萨提亚治疗师，比如蔡敏莉、林沈明莹、林文采等，都师出其门下。出版有《萨提亚转化系统治疗》、《萨提亚冥想》等书。
约翰·贝曼出生的那个年代，欧洲大陆正是一片血腥。为了躲避战火侵袭，贝曼全家从祖籍乌克兰不断向西迁徙，直至二战结束前逃亡到当时的东德，不想日子却变得更加难熬。“那时我只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每次上街都能听到头顶有飞机低空飞过的轰隆声，它上面的人会随时向地面发动扫射。有时候，前一秒还在你身边奋力奔跑的人，下一秒就‘咚’地一声倒在地上，变成尸体了！”
幸运的是，尽管命运几乎剥夺了贝曼家的一切财富，却始终没能干扰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与保护。“记忆中，爸爸总喜欢把我抱在膝上，让我一边听他弹琴，一边玩弄乐谱；妈妈也经常把我抱在怀里，给我唱两支简单的歌谣，或者讲讲她自己小时候和外婆在一起的故事；有时候，她还会带着我去公园观察枝头上的果实一点点长大，告诉我大自然的美好。”
身为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小贝曼得到家人最多的悉心照顾，今天当他回忆起童年往事，颠沛流离中也感受到几多甜蜜：“每当我在外边的世界遭遇了惊吓，回到家中一定会冲进母亲的怀抱，她在我耳边轻声念着‘感谢上帝，我们还都活着，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声音就好像天籁，可以让我很快平静下来。”他说：“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保护了我‘看到美好’的能力。”
弗洛伊德没有答案
二战结束后，贝曼全家定居加拿大（除了贝曼的父亲在德国不幸遇难），贝曼也进入学校开始学习英语。在中学期间，他近乎疯狂地看书。他读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读莎士比亚、尼采和叔本华，当然还有弗洛伊德。在升入大学前，贝曼已经读完了当时所有他能找到的英文版的弗洛伊德著作。他是在寻找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为什么战争中的人们总是不停地杀啊杀……从小就从妈妈身上学到爱和接纳的我，试图用无意识理论去理解这些人的屠杀和仇恨到底是为什么。遗憾的是，弗洛伊德的答案不能让我信服。我更想理解人们的亲和，而不是斗争。”所以，从进入大学一直到博士毕业，贝曼的研究课题都是围绕着卡尔·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理论——因为罗杰斯也相信每个人都是绝对善良的。
再后来，就是萨提亚。
“我看到了太多神奇的东西！”
1970年10月，刚拿到咨询心理学博士学位不久的贝曼，作为加拿大蒙尼托巴州主管心理健康的政府专员，负责为萨提亚女士主办一场为期5天的专业培训工作坊。“那时萨提亚女士已近60岁，是当时治疗界非常有名的‘改革者’。刚刚毕业的我总是找机会向她提一些大问题，比如‘如何看待疾病和死亡’。萨提亚也非常喜欢我这个聪明又好学的年轻人，总是耐心地倾听我的问题，启发我思考。”
在这次工作坊中，贝曼见识到一种在学校没有接触过的治疗模式，“我看到了太多神奇的东西”——他之前学习的罗杰斯式的当事人中心疗法强调陪伴成长，不提倡主动和指导，要产生效果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而萨提亚的风格却完全不是这样。萨提亚经常主动提问来访者“发生了什么？”“你希望它接下来如何发展？”，然后帮助对方澄清“如何才能实现你的这些期待？”或者“为了实现这些期待，你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在探索对方心灵问题的过程中，萨提亚的头脑里有一个积极明确的目标，这常常带来迅速有效的改变。“我完全被那些‘奇迹’所震撼——那种改变，完全而迅速的改变，整个人、整体身心的改变！这种治疗的奇迹深深吸引了我。”贝曼说。
在那个工作坊里，萨提亚也帮助贝曼处理了10岁时父亲去世留下的伤痛。“她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也让我真正走出了失去父亲的悲痛。她让我体悟到自己对于父亲的眷恋中也包含了‘永远作他的儿子’的愿望，我在纠缠于父亲逝世痛苦的同时也沉浸在‘不想长大’的愿望中。萨提亚女士帮助我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向他倾诉我对他的思念，感激他为我的人生所做的一切，让他的灵魂安息，同时也让我的灵魂安心——这样我才可以更好地活在每一个当下。”
比萨提亚更清楚“萨提亚”是什么
“加入我们吧！我们前世就在一起工作过。”工作坊结束之后，萨提亚热情地邀请贝曼加入她的萨提亚国际学院（AvantaNetwork）。从那时起，贝曼和玛丽亚·葛茉莉、简·戈本组成了著名的“3人组”，每年夏天参加萨提亚为期4周的专业培训。1980年，贝曼辞去政府部门的工作，正式加入其中。
在与萨提亚共事的近20年中，贝曼除了日常的治疗和教学工作，还将萨提亚的理念、经验逐一加以系统化、结构化。“萨提亚女士是不断去‘做’的领袖，而我就一直跟在她身后，向大家解释到底什么是‘萨提亚’。我致力于将她的各种尝试和治疗行动总结为一套科学化、系统化、趋于完善的理论，是为了可以让更多的人更便捷地理解、学习和掌握。萨提亚本人也一直很放心由我来完成这项工作，甚至很多次，当她被问到‘什么是萨提亚’时，她就回答说‘去问贝曼，他比我更清楚萨提亚是什么’。”
的确，上他课程的学生们常常会感慨学到的比预期还要多。萨提尔（北京）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郭晓洁说：“这是因为他不仅向学员展示充满灵性的萨提亚治疗模式，更会告诉大家这背后的脉络。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展示，并且教你去拿。”
“他真正活出了萨提亚”
1988年萨提亚女士的辞世，对贝曼和整个萨提亚组织来说，都实在太过突然。由于各种理由，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观望，也有人像贝曼一样选择留下来迎接挑战。接过萨提亚太平洋机构负责人的重任后，贝曼继续把萨提亚模式在全球积极推广。贝曼说：“她的理念让我信服，所以才会用一生的时间推广她的治疗模式。”
2000年以后，贝曼开始将推广重点转移到亚洲，同样身为萨提亚导师的太太凯瑟琳·贝曼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欧洲各国。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贝曼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萨提亚模式不仅是一套治疗方法，更是一种生活艺术，一种关于爱和关系的艺术。我和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因此而大为获益。”相对于在一起的时间，贝曼更在意相处的质量，比如“对孩子来说，父亲总是这样对待你（两手掬在胸前，像捧着一个希望般微笑），和这样对待你（皱着眉头，用右手食指指着对方），你的生活会是一样的吗？”
在熟悉贝曼的学生眼中，他是“真正活出了萨提亚”。贝曼常说，我们需要先看见自己内心的美好，才可能真正看见别人的；我们要先感受到对自己的爱，之后才可以去爱别人。对此，他在中国的助理郝宗源感受深刻：“和他在一起，你会感受到什么是‘活在当下’——他是‘完全地’和你在一起，非常专注。他总是看到我的美好和潜能，常常比我自己认为的还要多得多。”
更耐人寻味的是，很多中国学员提起贝曼时的神态和语言，和贝曼回忆萨提亚女士时出奇的一致。贝曼说萨提亚：“她有种神奇的魔力，总能让身边人充满力量和勇气。当我和罗杰斯握手时，我感慨‘他真是个特别的人’；而当我和萨提亚握手时，她却让我感觉到‘我自己是个特别的人’。”心理咨询师卫丽莉告诉我们，贝曼身上同样具有这样一种魔力：“他在讲课的同时，能观察到在场听课的每个学员。如果有谁被触动了，突然变得沉默或悲伤，他就会在课间走过去，拍拍他/她的肩膀，问他/她是否愿意说点什么——上他的课，就算你坐在最后一排，也一样会感到他很在意你。”
“我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工作，而是为了我自己的使命。”
如今，已年近七旬的贝曼从没有考虑过停止工作。除了对专业治疗师和讲师的培训，他还将部分精力投入到萨提亚理念的公众普及上，出版了一批面向大众的书籍，举办了很多面向大众的工作坊。经常坐着飞机满世界跑，有时难免会让他感到疲惫。他的能量从何而来？贝曼的回答是：“当我们与内心蕴藏的能量发生联结，就可以奇迹般地不断获得力量。”
当我们问他是否想过退休时，他开玩笑地说：“要知道英文中的‘退休’就是‘再累一遍’（retired＝re＋tired），我可不想那样。”停一停，他接着说：“我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工作，而是为了我自己的使命——帮助人们成长、帮助人们更加幸福快乐。到目前为止，萨提亚模式是我发现的、可以实现我的使命最有效的方法。”
贝曼给中国家长的建议
1、给孩子有质量的陪伴。中国的家长最常犯的错误是“总是太忙”，很少有时间给我们的孩子。其实所谓忙，不过是我们认为其他事情更重要，但时间最终会让我们了解什么才最重要。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不能给孩子太多时间，就一定要在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给他们有质量的陪伴。
2、和孩子发生联结。我们现在很少能听到孩子内在的声音，大都是从外在行为上回应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听到孩子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才可以和你分享他/她的那些感受。你不见得需要完全接受，但是你至少要能听到他/她的内在发出了哪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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