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993，p.350）
公开化并非局限于专业信息，而是包括个人的信息。在此所谈的并非所谓的自我暴露，或因分享个人秘密或在亲密性意义下产生侵犯界限的情况。尽管我并不反对也不像某些治疗师那样，迟疑让他人知道关于我的事。案主很自然会对我们感到好奇：这有什么不对呢？还记得莎宾娜说过的“我对你一无所知”，以及后来又说她在猜测（指其治疗师）：“她结婚了吗？她的婚姻关系如何？”最后，在治疗结束时，她又提出疑问。
另一位案主晤谈时提及她跟三位治疗师相处的经验：“你原本信任自己的治疗师，实际上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这岂不好笑？这好比你总是赤裸地站在一个永远衣着整齐的人面前。能够多了解别人总是好事。”
因而，每次治疗结束时，我总给案主和在场的每个人机会问我问题。在某个典型案例中，我告诉一位案主：“我已经问了你许多问题，所以我心想你是否也有任何问题想问我？”
“我对你在德州所从事的工作有些好奇。”他回答。
我告诉他一些有关我的工作，我有兴趣多了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困难，我以“可以吗？”做结语。
他说：“这非常有趣。”
“你还想要知道任何事情吗？”我问。
他只是回答：“我想这样够了。我把这个当成是更了解自己和周遭情况的机会。”
为了让一个人对于案主的要求能抱持更开放和反思的态度，以尚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的实务工作者为了扩展和深化其在行动中反思的能力，应该发现和重构被带进其专业生活中的人际行动理论”（p.353）。我还要加上，“以及被带进其个人生活中”。有些理论并不容许对这类本质进行反思；它会是一种内在的矛盾。例如，开放、公开性的反思可能被视为不具实证性研究所谓的信度和效度，甚至可能被视为侵犯保密原则，是越界、未保持中立或可能被视为过于相对主义。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威胁到知（knowing）和专业知识本身的坚固与确定性，进而威胁到理论本身的存在。
共享的责任与义务
责任与义务是文化的理念和价值。我们希望人们能负责任并且对自己和他人也有责任感。然而，有时我们并未创造脉络和关系去容许或鼓励它发生。相反的，我们创造各种不必负责任的情况。我们被训练成参与不平等的谈话，被训练取走案主身上的责任。例如，我们被训练成了解人们该如何过生活，什么是一个好的叙事，或什么改变是最有效用的专家。
依我的经验，当一个治疗师鼓励并容许案主合作时，彼此便开始分享责任。人们往往把运用合作取向的治疗师，误认为单纯地放弃治疗师的责任，但情况并非如此。当治疗师采取这种反思式哲学立场，在案主与治疗师之间的二元性与阶级性就消失了，彼此开始分享责任与义务。事实上，我发现在共享的责任与义务中，治疗师对案主甚至会变得更尽责。
有些社会建构主义者面临道德责任的议题。舒特（1974，1975，1990，1995a）主张并要求增强与分享责任和义务。他希望能“重新建构心理学成为一种行动的道德科学，而非一种行为（和机械论）的自然科学”（1995a，p.385）。舒特（1995a）的底线是，“要求承认一个人自身独特、特别的”内在经验”（我们自认为知道），一般来说在世界无法产生影响，除非一个人能够以某种对他人负责的方式提出它们”（p.386）。同样的，分析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指出，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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