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能让思考与行动顺随情境需求而转变的能力、弹性和意愿。琳恩.霍夫曼（1994）曾经在提到这种应变性和转变能力时，把它比喻为“蓄势待发”的哲学立场。
治疗师的谈话、行为和思想是以每个当下的情况作为基础，所以无法事先知道，它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往往令人感到不安。因为在西方社会，我们已习惯于如食谱般事先确知的行为。我们习惯确认和了解治疗师在行动上的默认结构。当我们没看到自己所期待的事物，就很难想象治疗师的任务或他会做些什么。这就是为何有时当人们观察不是采取合作取向的治疗师时，可能他们所见到的都跟他们所期待的没有差别。然而，我并不是说，不可能在某段时间内观察一位或好几位治疗师的行为，然后找出其中相似性和模式。研究显示，我们倾向于观察自己所相信的事物，并且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Jones，1986；Rosenhan，1973；Scarr，1985）。这情况也适用于研究本身。
我在为学生和访问同事说明哲学立场概念的过程中，经常会让他们花时间跟几位在实务上具备合作立场经验的治疗师相处。我希望他们能因此而体验到，尽管每位治疗师的实务上都具备相同的假设，但因每种情况的不同，我们之间仍有差异存在。我希望他们能重视每种情况所要求的独特资源，了解他们可以在工作中表现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不需要也不应该跟我或其他人的工作竞争），能尽量表现出最具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自我。
治疗师是案主生命旅程中的客人
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我把自己看成一位客人。这位客人短暂地跟案主晤谈，参与其生命中某个片段，并在他们与他人不断进行和转变的那些谈话中，自由地进出。我希望自己是个尚可被接受的客人。精神科医师苏.倩斯（SueChance，1987）谈到“道别”时，将自己跟病人的关系喻为跟晚宴客人的关系。
“我们的出没原本就不该是病人生活的重心。我是个晚宴客人。我是受邀才出现的。在那有某种礼节存在。或许我教导他们餐桌礼仪，或许与之分享食谱，或带来一道他们从未尝过的佳肴。然而，并不是我住在他们房子里，他们才是主人。
同样情况也适用于我的朋友。我理当温文有礼。当我道别时，希望自己表现得很得体。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多么重视这份邀请，也非常喜欢有他们相伴。我希望自己留下雪泥鸿爪。我知道我从他们那儿也带走某些东西。”
她继续谈到为生命带来变化的谈话，那些一直留存其心中并影响案主生命的谈话。
“我也有过邀宴宾客的经验。我知道哪些人是不真诚的，也明白谁粗鲁无礼。到最后，我连他们曾在哪儿出现都忘记了。那些可以作伴的客人停驻在我脑海中。我记得跟他们谈话的情景，也记得与他们共进晚餐的快乐。我注视他们坐过的椅子，他们的身影依稀可辨。我绝对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记得自己惆怅地看着他们离去，内心很清楚他们应该已属于过往云烟。（p.21）”
我曾听见案主说过类似的话。有位案主拉斯（Lars）回忆跟古利辛之间的谈话时说：“我经常看见他在我面前这么说。”另一位案主艾莉丝，曾在高中和大学时期接受咨询，多年后偶然碰到她的治疗师古利辛时，她这样描述他们共处的经验和他们之间的谈话：
“我在高中时期，每周都需要跟你说话。当时我好害怕上大学后会跟不上别人。我无法想象以后只能在每个月返家时才跟你见一次面，自己会怎么办。你知道我如何因应吗？我把你藏在心中随时跟着我。当我有需要时就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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