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流派VS合作取向治疗
李小龙
美国心理学史家舒尔兹在他所著的《成长心理学》中讲过这么一件事：1920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奥尔波特途经维也纳，怀着期待的心情去拜访了弗洛伊德：
在他们会面的这天，弗洛伊德接待奥尔波特进入他的办公室，并请他坐下来，但没再说什么，而是等奥尔波特说话。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奥尔波特在世界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的强烈而稳定的注视之下，变得局促不安了。
最后，急于想以某种方法开始交谈的奥尔波特，脱口说出他在乘有轨电车来弗洛伊德家时目睹的一件小事——一个四岁的孩子非常怕脏。这男孩认为他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是脏的。他对他母亲诉苦说“我不愿意坐在那儿。”“不要让肮脏的人坐在我旁边。”据奥尔波特看，这母亲是盛气凌人的、极端整洁的，而且衣服“浆洗得很好”，他认为，这孩子对脏的厌恶显然来源于此。
在奥尔波特结束了他的故事之后，由于弗洛伊德象先前一样，继续注视着这个整洁而体面的年轻美国人，结果又一次地沉默了。然后，弗洛伊德问道：“那么，你过去也是这样的小男孩吧？”
由于这次会面，奥尔波特对精神分析发生疑问，转而研究人格心理学，后来自成一家之说。
在谙熟精神分析的人，对弗洛伊德那一问当然颇能会心：每个人所说的东西都对应于他内心潜在的情感和冲突，这个提问很可能正好触到了奥尔波特内心的某个压抑的情结。但从奥尔波特这一面说，他显然感到一种来自权威的压力，即便弗洛伊德所言不虚，这种方式也让他很难接受。半个世纪后，奥尔波特的质疑在以后现代主义为参照的心理治疗中得到了回应，一位名叫贺琳的心理治疗师和她的同事以不同的视角展开他们的工作，他们接待了大量有严重心理问题、被很多机构认为是难以治疗的来访者，这些来访者在讲述他们以往接受心理治疗的经历时，很多都会说到同样的对于治疗师的感受，如同贺琳在《合作取向治疗》一书中引用的那位母亲的话：“我们觉得他们有一套理论，不管是否适合我们，就想直接套用在我们身上。当它一再被证明效果有限，他们还是换汤不换药地继续使用。”、“我们常觉得医生只听他们想听的话，其它部分就弃之不顾，不予置评。”正是对于来访者的这类感受的尊重和思考，使得贺琳和她的同事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现代心理治疗的可能性，《合作取向治疗》一书集中展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的成果。
现代心理治疗虽然流派众多，理论和实践方法各异，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人文关怀的呼唤，强调尊重和理解来访者，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达到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目标。如何尊重来访者？这个问题时常以悖论的方式或隐或现地渗透在临床工作中。比如，来访者选择了某个治疗师，对他呈现一系列材料，治疗师根据他的理论背景来理解这些材料的意义，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但如果同一个来访者换到另一个学派的治疗师那里，治疗师对于同样的材料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治疗方法也大相径庭。治疗师往往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把来访者可能提出的疑问视为某种需要克服的对于对治疗不利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以一种预设的理论来看待来访者呈现的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成为解释来访者生活和经历的权威，引导来访者以同样的思路去探索自己的内心。问题是：这些理解哪一种更符合来访者的真实情形？或许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问题。关键不在于治疗师用哪种理论去理解来访者才是正确的，而在于来访者本身呈现了什么。基于这一点，合作取向治疗首先质疑的就是治疗师的知的权力。按照贺琳的说法，在合作取向中，治疗过程不再是“由治疗师主导的权力结构的组织与过程”，而是“观点与专业能力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疗师不是知者，他的知是透过交谈中他人呈现的知”。贺琳在书中反复申说的这个观点，从更深的层面引发了对于现代心理治疗中治疗师隐含的权力地位的思考。也就是说，尽管现代心理治疗师把平等、尊重、接纳视为治疗关系的核心，但当他们以预设的理论去解释来访者呈现的材料时，他们仍然在或多或少地扮演着权威的角色，来访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贺琳引用贝特森的话说：“不论我们努力治疗病人的动机本身有多么良善，但‘治疗’这个观念永远代表了权力的观念。”
或者可以这样说：现代心理治疗是在新权威的基础上对主体经验的关注，所谓新权威，是说摆脱了传统价值观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和范式，它仍然是一种标准；后现代主义框架下的心理治疗则希望在没有权威的基础上关注个体经验，所谓没有权威，是说不把任何价值观作为标准范式，对于所呈现之物予以同等看待，从而聚焦于个体的独特经验及其意义。
当治疗师的权威作用逐渐淡化之后，不再由治疗师引导的来访者会发生什么情形呢？贺琳认为，他们会“拥有多重、语意建构的关系自我”，会与治疗师“一起参与创造他们所‘发现’的事物”，贺琳称之为“共同努力朝可能性迈进”。“可能性”是贺琳讲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对可能性的一种理解是，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多种想象，这些想象理论上讲都有可能实现，但他只能选择一种，比如职业，在现实的选择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之后，这种现实就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但其他可能性有意义吗？有的心理治疗理论或者把现实选择之外的想象归为幻想，以此来解释来访者内心紊乱的原因，希望由此减轻内在冲突引发的痛苦，或者把幻想看成一种带有防御性质的内心活动，认为是对内心某些缺失部分的补偿。但另一方面，对于现实生活情形之外的可能性的想象有可能包含着对于生活的积极的创造性姿态，从生活建构的角度讲，它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与现实衔接，使得某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情形。按照贺琳的说法：
当可能性增加，我们有一种自我能动性（self-agency）的感觉，这感觉是我们能采取必要的行动，提出自己关切或受到什么困扰：我们的困境、问题、痛苦和挫败，并且达成所愿：我们的企图、希望、目的和行动。
对可能性的注重为参与治疗的人营造出一个对话空间，使得日常生活中难以呈现的部分得以充分显现，这些部分同样是自我建构和成长的重要方面。
合作取向治疗的另一个特征是重视语言的作用。语言对于心理治疗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心理治疗对语言的应用大体偏重于三个层面：宣泄、表达、解释。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讲，这些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语言来获取某个对象或意义。在一般的治疗中，当来访者叙述一件事情时，治疗师关注的焦点通常会放在事情所包含的意义上，语言被用来阐述在讲述的背后隐藏的意义，达成对事情本质的理解，获得某种领会。合作取向治疗对语言的看法受到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影响，他们着重强调语言的叙述层面。依照传统的看法，人内心的改变主要基于他的感受和看待事物的观点的变化，而从合作取向治疗的角度看，一个人对他自身和事物的叙述本身就蕴含着改变的成分。在临床治疗中经常发生的情形是，来访者会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他们生活中的同一个事件，比如对某个家庭成员的行为，从恐惧、愤怒到谅解，通过反复的讲述，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感受发生了变化，这些不同的叙述构成了来访者与事件建立关联的不同的方面，同时也是来访者建构自身的重要途径。“这种一再描绘的过程，使得生命本身成为透过各种被述说的故事编织而成的布匹。”
《合作取向治疗》一书不仅引述了大量西方后现代作者的观点，将其融入到对心理治疗的理解中，还详尽地呈现了作者参与工作的一些案例，一路读下来，如同置身于一条琳琅满目的画廊中，那些富于启发和挑战性的思想，不时让我眼前浮现出两千多年前一位对生命充满激情的中国智者做的一个梦：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现代心理治疗仍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假如有一种适用于一切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那么只要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假如有一种对每一个治疗师来讲都是最好的理论，那么只要学会了这种理论就可以成为最优秀的治疗师了。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想像。西谚有云：条条大路通罗马。对来访者而言，心理治疗只是他们了解和探索自己内心要走过的一段历程，这段历程有不同的路可以走，最终都能达到目的地。对治疗师来说，他自身的背景和特质决定了他的取向和所能达到的程度。并非每个哲学家都能循着苏格拉底的方式达到他那样的智慧，但他们却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最终达到同样的对于生命洞悉。亦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古希腊的雕刻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同样伟大。数年前，国内有的治疗师曾热中于建构一种整合式的治疗方法，囊括所有学派的理论和技术，能解决一切心理问题，现在这种声音已然式微，原因多半是大家已经从对心理治疗的心浮气躁的理想式憧憬转向了实际的治疗工作，体会到了各种心理治疗方法和理论的长处和局限。不再幻想自己能解决所有来访者的问题，这正是治疗师心态不断成熟的一个标志。当治疗师回到自身真实的状态，他才能专注于与来访者的工作，真正在治疗中充当合作者与助人者的角色，协助来访者激活并发挥他们生命中蕴含的巨大的康复和创造潜力。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
一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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