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关于这些“80后”的各种负面报道开始累积，“80后”各种不足之处就更容易被看到，而优秀的地方反而容易被忽略或淡化，或者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确认性偏见）。甚至就年每个月收入有限，仅够生活，没有储蓄的经济窘迫，也被说成了是花钱大手大脚，不擅理财，挥霍无度的表现，并被扣上了一个“月光族”的帽子（同化作用）。
在这样的确认性偏见与同化作用之下，整个“80后”被活生生地塑造成为“垮掉的一代”。
当“垮掉的一代”成为整个社会对于“80后”的主流意识（主流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带出主流意识的偏见看待“80后”。老板开始抱怨他们不好管，HR开始批评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上一代的人笑他们太天真。一群充满希望的年青人就这样活生生地被问题化，被构建成为“充满问题的一代”。
然而，充满戏剧性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许多“80后”加入后抗震救灾的工作当中，关于他们富有爱心，英勇表现，不怕困难，排除艰险的新闻开始增多。在这些新信息的介入之下，原本“垮掉的一代”（旧的主流故事）又变成了富有责任，敢于担当“肩负希望的一代”（新的替代性故事）。
透过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问题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这些问题又是如何被改写的。
问题构建2——心理悲剧
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偏见，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与伤害；最大伤害在于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偏见，那才叫要命。
比如，一个原本心理健康的小孩，只是相对更加活泼，调皮一些。这样活泼、调皮难免会给老师和家长时不时惹出一些小麻烦。这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是个正常的必经阶段。
如果这小孩遇上的是一个和蔼的老师，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这个比较活泼的小孩遇上的一个严厉而且缺乏耐心的老师，同时又生活在一个特别讲究规矩的家庭，问题就大了。
在专制服从的环境下，小孩的活泼难免会冒犯到老师和家长的权威感和控制感，而这样的活泼就可能被视作“不服管教，调皮捣蛋，惹是生非”的表现。
符合这方面表现的信息被连接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一个关于这个小孩“惹是生非”的基本故事。在这个故事之下，小孩也就被赋予一个负面的基本社会形象。
受这种基本故事的影响，老师和家长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更习惯于看到和记住小孩调皮捣蛋的时刻，而小孩循规蹈矩的时候却时常被忽略或淡化（确认性偏见），甚至连这个小孩开心时又蹦又跳的正常表现，也可能被看作是调皮捣蛋，不受规矩的捣乱表现（同化作用）。
慢慢地，越来越多符合“惹是生非”这一故事主题的信息被看到，被流传，被丰富，“惹是生非”就从基本故事，演变成了对这个孩子描述的“主流故事”。
这样的主流故事不仅容易形成社会偏见（影响到周围人如何看待这个小孩），还会影响到这个小孩的自我认同。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爷爷奶奶，大姨大妈，邻居好友）也认为这个小孩“惹是生非”，慢慢地“惹是生非”就变成了这个小孩所在人群中的一种“群体共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群体偏见”。
群体偏见一旦形成，“惹是生非”这个主流故事也就越加稳固，难以改变，生活在这样主流定义之下的小孩，也就越发辛苦。
从本质上讲，这样的群体偏见与种族歧视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种族歧视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共同歧视，况且他们之间还没有血缘关系；而这样的群体偏见却是一群人对另一人的共同歧视。而且这群人还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至亲之人，被歧视的对象还是一个无辜的幼小生命。
这样的伤害，对于任何生命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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