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并且认为我们的信念是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波动和变化的。Gergen（1991b）问道：“难道所有身份的片段不是关系的残留物？难道我们从一种关系过渡到另外一种关系时，不正经历持续的转变？”（p．28）
这个观点有几方面的用途。首先是没有人能拥有真理的一角，所有真理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一观念要求治疗师帮助来访者理解他们信念的来源，即使那些被认定为禀性使然的信念也应如此。第二个用途是，治疗是语言的运用，如果治疗师能够引导来访者对他们的问题形成新的建构，问题便有可能显露出来。第三，治疗应该是协作式的。因为治疗师和来访者都不会将真理带到桌面上来，在双方分享意见而且相互尊重对方观点的情形下，通过对话，新的现实便会得以显现。
社会建构主义受到那些试图将治疗焦点从行为转移到认知的治疗师张开双臂的欢迎，而且成为1990年代给家庭治疗造成强烈冲击的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方式的基础。叙事隐喻专注于经验如何产生期望，以及期望如何通过创造性地组织故事而塑造经验。叙说式治疗师跟随Gergen，认为“自我”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现象。
叙说式治疗师关注的问题不是真理，而是有用的观点以及如何引导出令人欣喜的结局。问题并不出在人本身（正如精神分析这样认为），也不在于关系（正如系统论这样认为），而在于有关个体及其情境的观点之中。叙说式治疗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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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协作式治疗师认为这些对话与非指导式、富于同情的罗杰斯风格不同，因为他们不只是给予反馈，也给予意见和建议，尽管这些永远只是尝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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