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和叙事革命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将家庭治疗撬离其客观性信念的铁杆，所谓客观性就是假定某人在家庭中所看到的就是家庭所固有的。对行为的理解已不再纯粹就是观察、掌握和去编码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的经验是模棱两可的。经验的片段只有通过组织、择其突出点以及赋予其意义这样一个过程，方能被理解。
建构主义不再专注于家庭互动模式，而将重点转移至探索和重新评价存在问题的人如何看待问题。意义本身成为主要的目标。1980和1990年代，Harlene Anderson和Harry Goolishian作为一种使治疗师—来访者关系民主化的方式，引进了建构主义。与Lynn Hoffman及其他同道一起，在反对控制论及其机械主义应用方式的旗帜下，这些协作式治疗师便结成了联盟。他们的后现代主义更关注照顾，而不是治疗；他们将治疗师从专家的位置推动至与来访者成为一种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
也许这种治疗民主化最引人入胜的例子应该是挪威精神科医生Tom Anderson，他使操作平台变得平等，不再向来访者隐瞒任何东西。他和他的团队公开讨论他们对家庭所陈述的事件的反应。这种反映团队（reflecting team）（Anderson，1991）已经很有共识地成为协作治疗模式广泛应用的一个部分。观察者从单向玻璃后走出来，与治疗师以及家庭一起讨论他们的印象。这种过程创造了一种公开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家庭觉得他们是一个更大的团队的一部分，团队也觉得他们对家庭更具有同情感。
协作式治疗师所分享的是，来访者在治疗师为他们治疗而不是与他们一起治疗时，所不常听到的观念。为了重新评价这种权威式态度，Harlene Anderson（1993）建议治疗师采取一种“不知道”的位置，以便与来访者真诚对话，从而使“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方专长都用来解决问题”（p．325）。①
这种新的观点来自于被称为语义学（hermeneutics）的圣经研究的传统方法。语义学源于希腊词汇，意为翻译和解释。语义学在家庭治疗出现前，便已经震撼了精神分析界。在1980年代，Donald Spence，Roy Schafer和Paul Ricoeur便开始对弗洛伊德有关病人的症状、梦境和幻想存在一种正确且全面的解释的观念进行挑战。他们认为，分析方法并不是考古或者重构，而是建构的和合成的，将所存在的现象和解释组织起来并将之整合于所提出的模式之中（Mitchell，1993）。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治疗师所知道的不单是通过自由联想和分析———或者活现和循环提问———的过程所发现或揭示的现象，而是通过治疗师自己，或者与病人或家庭一起组织、建构和整合。虽然有关语义学阐释并不存在固有的民主，但其对实在论的挑战，同时也对权威论进行了挑战。在家庭治疗领域，语义学传统似乎是促使治疗更具协作性的完美帮手。
放弃确定性非常困难。为了对陈述者的故事保持真诚和开放，倾听者被要求必须搁置他／她自己的信念，至少暂时搁置，以便进入他人的世界。这样做了以后，倾听者可以发现有些信念受到了挑战，而且出现了变化。这常常超出某些治疗师所愿意冒险的程度。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专注于个体如何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而家庭治疗却总是强调互动的威力。结果，另一门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onism）的后现代心理学现在仍然对许多家庭治疗师具有影响力。社会心理学家Kenneth Gergen（1985），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强调社会互动在人类萌生意义方面的威力。
Gergen对我们都是拥有独立信念的自主个体这一观念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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