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贝特森和米德长达十一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和米德离婚之后，贝特森在中国、缅甸、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 和印度都从事过短期的教学工作。等待这段仓促的旅程结束以后，贝特森前往加利福尼亚，他反叛了主流的人类学家（主要因为主流人类学家忽视他），开始研究传播学和心理学。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资助研究“双重束缚（Double Bind）”问题。贝特森研究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传播，这种传播现象被他称为“双重束缚”。双重束缚表现为传播与行为的矛盾性撕裂或是一个陈述本身暗含一个与自身主张相反的意义。此间，他还获得梅西基金会的资助用于研究精神病学。在度过这段充实的研究时光以后，贝特森来到旧金山，又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动物传播研究。他曾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养了一只章鱼，花费一年的时间进行观察研究。不幸的是，由于这个研究的资助中断导致了研究的流产。贝特森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思考大多数集中在他于1972年出版的《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of Mind） 这本书中。贝特森在这本书中探索了“精神”（mind） 的概念。“精神”被贝特森用来说明复杂、自治和控制的系统，如生态、组织、心灵和文化。贝特森改述了帕斯卡的一些表述，认为“精神有属于它自己的我们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动机”以及“精神有自己精确的运算法则”。〔3〕运算法则是一个数学用语，贝特森用这个词语来解释我们认识、思考和行动的潜在前提。在贝特森看来，所有的认识和反应，所有的行为，所有的神经病学、生理学和内分泌学，所有组织的进化都可以被看成是传播现象，这些领域都受到传播法则的支配。晚年的贝特森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夏威夷，他和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很多科学研究上的合作。在夏威夷的这个时期，贝特森发展了一种新的宏观的认识论。贝特森把“三论”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 的观点带入了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贝特森发现西方文化的思考习惯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单方面控制一个部分，据此认为另一个部分是敌对的，如“人类征服自然”、“人与社会”、“我们与他人”、“精神与肉体”等，从而忽略这些部分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背道而驰。
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和早期核心人物，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如杰伊·哈利和保罗·瓦拉茨维克以及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贝特森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了“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问题。“元传播”的理论认为，人类的传播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意义明确的言语传播，另一种是意义含蓄的传播，即元传播。“元传播”是一种抽象水平的传播，依赖于传播双方的关系和对于所传递的信号，通常是对意义不明确的隐喻信息的辨识和理解。贝特森用“元传播”理论分析了游戏的本质。他认为，游戏是信息交流和操作的过程，其特征就是“元传播”。也就是说，游戏过程要以游戏双方能识别对方的游戏意图为前提。贝特森最杰出的学生之一是瓦兹拉维克。瓦兹拉维克1967年出版的《人类传播语用学》是传播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4〕瓦兹拉维克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为五个传播命题，综观这五个传播命题，无一例外地都源自贝特森研究的启迪，其中许多都集中在1972年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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