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充满政治意味的概念。因为夫妇之间本身就存有一种power struggle，治療师应该是锄强扶弱吗？还是十分公平地对待这个二人体制？如果是前者，你要怎样决定谁强谁弱？我们知道，在夫妇关系中，强弱是没有绝对的，侵占力强的人不一定是强，沈默不言的人不一定是弱。如果是后者，治療师这一视同仁的态度，又极可能漠视了夫妇二人的关系问题，扼殺了他们那独特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的家族治療，权力变成一个咒语。除了女权主义的家庭治療者不怕用权外，很多新派别都有一种抗拒权威，拒抗教条主义，甚至认为心理治療是一种殖民心态（colonization），一种思想及价值观的入侵。当然，这些去旧迎新的声音，很快又制造了一套又一套的新教条。
擅长处理大体制（larger system）的Jay Lappin常說，美国是个逃避矛盾（conflict avoidance）的民族。而后现代主义的治療发展，往往是避免人际间的冲突，以免怪罪家人，把问题推展到大文化或大气候的层次，例如厌食症是因为那重瘦不重肥的社会观，青年问题是基于外面世界的不良思想入侵。如此類推，杨医师的妒妇个案，也可归究于东方社会男人多婚外情的文化现象。
现代心理学social constructionism认为一切都是社会观形成。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我们断定这妇人的妒忌是病态，也可能是专业权威制度所造成的一种构思（construction）。
因此，拥有威信的治療师怎样赋权予顺服的被治療者？而这位把丈夫管的不能喘气的女士又为什么肯放下她的控制？療程中每个大小回合怎样互相牵引？这些都是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
早期费城儿童辅导中心（Philadephia Child Guardance Center）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方法是由一位老师教一位弱智人士写自己的名字，结果发觉老师写的越好，学生越无精打采，老师写的一塌糊涂，学生反而积极起來。结論是，如果要empower别人，自己千万不要太能干。
因此，当杨医师指出治療师的「积极參与」及「赋权使能」是个案成功的因素时，我十分希望看到这个歷程的立体运作。每个治療师的用墨不同，每个家庭的特式（nuances）也不同，在兩者的encounter中，产生一幕怎样的剧目？是每个治療歷程的特色。
我自己的一项研究，就是要从家庭成员的反应看治療师所采用的技巧，技巧是平面的，反应却是立体的，对我來說，没有反应，很难评估技巧的准确性。吴台龄医师在他的回应文章中提及我个人的治療倾向，我的确是偏爱在家庭互动之下促成改变发生。因为在看到家庭互动时，我才有机会由所見（perception），配合所思（conception），然后决定所行（execution）。也许是因为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往往要在不熟悉的文化下作家族治療示范。我不敢胡來，便学习怎样投入个案的情绪及系统内，让他们不自觉地演绎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困扰、他们的哀伤、他们的不由自主。对我來說，这样比单靠语言表达更能了解一个家庭的挣扎。在他们真情流露之际，我只要轻轻地推一把，他们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另一个层次。只是这一把力量，有时用得太轻，反应不大，有时用得太重，又产生反效果，怎样才是用得适当，是我一生的学习。
如前所言，家庭治療有很多形色，我的倾向是用治療师去衬托家庭，因为家庭很容易就在治療中变得不明显。（2000年3月23日收件，作者任职于美国紐约Minuchin Center for the Family，目前亦在香港大学心理系及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教授家族治療及小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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