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沃勒认为现代心理学已失去了指导方向，并“与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现实相脱离”。作为一门科学，其生存依附于神经学、计算机科学、遗传学、语言学等类似的学科，这是一种“智力停滞”。此外“如果由压缩的个体自我（具有内部心理机制）组成的心理结构，以及人类活动从其语境与内容中得到的双重抽象，都走进了理性的死胡同，那么，作为人类活动科学的心理学就无法得到修复”( p. 50) 。但是，后现代主义取得了一些进展。克沃勒指出，现象学、生态学和角色心理学都与后现代主义有密切关系，他又特别提到一些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研究进展：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涉及社会意义的权力问题，作为社会构建的个体同一性问题，社会科学中叙事的使用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对叙事的接受或拒绝要根据其连贯性，即叙事怎样有意义地讲述了故事。在应用领域，家庭治疗将家庭社会单元界定为以治疗者作为谈话主导者的语言体系。病理学问题根植于语言的结构，而不是存在于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克沃勒坚持，运用定性分析的研究将能够成为心理学的核心方法论：它能够触及主体间的意义世界。这样的定性研究代表着科学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人与人的对话取代了现代主义心理学家直面自然。协商的意义取代了对客观实在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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