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这种主张。因此，认识世界的科学主张仅仅是一个社会约定；这种关于真理的主张不会比占卜者的断言更有效。作为一种寻找假设真理的手段，科学的方法论仅在赋予它意义的科学社会团体约定中才是有意义的。
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科学家是很多社会问题的祸首；教育是他们的帮凶。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形式都是从启蒙运动中获得的，它需要变革。作为对科学和教育罪行的抗议，文学、伪科学、非传统科学组成了以文学为领导的后现代文化的先锋力量。
后现代主义强调局部语境下的相互作用。它把主观的个体和客观的普遍规律看作是人类立身于世界的抽象概念。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真理，这都是人们共同参与的决策问题和决策结果。后现代主义用局部知识来取代普遍知识体系，用局部意义取代普遍意义。诸如普遍与个别、客观与主观这样的两极对立都由局部语境所取代(Kvale,1990) 。
在德里达、福柯和罗蒂工作的基础上，语言在后现代主义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语言并不反映现实，但每一种语言在每种局部情境中都提供了其自身的实在。个体自身作为一个言说者，要让位于作为媒介的说话者。文化本身是通过具有媒介作用的说话者而被表达出来(Kvale,1990) 。因此，语言把权力下放给个人。语言不是信息的传播者，而是对文化的叙事，是一个故事，讲故事者与听故事者相互确立他们各自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叙事的作用是保持团体的价值和社会秩序，而使用语言的参与者仅是团体的一部分。放弃了对普遍真理和意义的追求，强调交流，文化为叙事者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叙事者不只是向昕者传播信息；两者在社会秩序中重新界定了自己的位置。
很多心理学都试图去寻找普遍规律；但是有一种体系即人本主义心理学追随克沃勒(1990) 所谓的“个人崇拜”，强调自我：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等。克沃勒认为，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都把人从其语境关系中转移了；这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的做法发生在实验被试和心理治疗的病人身上。克沃勒在现代心理学中发现了一种双重抽象化，即个体及其行为均被去语境化了。他指出，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对所有心理事件的量化和对个体独特性的假设，都要让位给对个体或自我中心地位的消解，这种中心地位是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和认知主义所赋予的，后现代主义则要将它们定位为语言和语境关系的一部分。
克沃勒认为现代心理学已失去了指导方向，并“与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现实相脱离”。作为一门科学，其生存依附于神经学、计算机科学、遗传学、语言学等类似的学科，这是一种“智力停滞”。此外“如果由压缩的个体自我（具有内部心理机制）组成的心理结构，以及人类活动从其语境与内容中得到的双重抽象，都走进了理性的死胡同，那么，作为人类活动科学的心理学就无法得到修复”(p.50)。但是，后现代主义取得了一些进展。克沃勒指出，现象学、生态学和角色心理学都与后现代主义有密切关系，他又特别提到一些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研究进展：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涉及社会意义的权力问题，作为社会构建的个体同一性问题，社会科学中叙事的使用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对叙事的接受或拒绝要根据其连贯性，即叙事怎样有意义地讲述了故事。在应用领域，家庭治疗将家庭社会单元界定为以治疗者作为谈话主导者的语言体系。病理学问题根植于语言的结构，而不是存在于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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