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步骤：我们怎么样把症状变到关系的层次，让我们能够去探索这个家庭，帮助这个家庭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得出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李维榕：当家庭看到这个问题并不属于一个个人，而是跟大家都有关系，怎么样维持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样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有很不一样的理解，当你的理解不一样，你的处理方法也就不一样。在最后的阶段就是有新的可能性出来。
Minuchin：很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治疗是一个搅扰家庭系统的历程。很多人说我们的生活是未经检验的，这样的说法，李老师说将来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看事情的方式。
李维榕：大脑的研究也表明，其实我们很多思考和活动都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自然的反射。
Minuchin：治疗师就是要去阻止，或者去打断这种自动化的互动模式、自然反射。所以家庭要让自己的角色有更多的弹性，不要那么确定事情应该怎么样，还有更多不确定性的存在。说治疗师就是无知的专家，是矛盾的说法，虽然矛盾，但又是双向都成立的说法。我虽然对你们家庭的问题是无知的，但是在人际互动关系上，我是一个专家。
李维榕：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些什么呢，我们来谈谈中国。
现在我们来谈谈在中国的治疗经验，Minuchin医生曾经到过中国三到四次，我们见了一个家庭，有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参与的人有父亲，祖母，以及一些亲戚在场，大概进行了两次的会谈。这个小孩在第一次的时候不断地大叫、不断地打人，甚至说要打老师，当时说的老师指的是我们。她打了祖母，祖母阻止了他，他就不断地跑掉，离开这个房间，我不断地请父母把小孩叫回来，重复了很多次，最后才可以成功地带回来，也许是因为太累了，不再闹了。
那个小男孩的表现，是想在父母和祖辈当中展现他的重要性，我会探索父母和祖母之间的关系，然后我想引导父母去承担指导和教育孩子的责任。有一个假设：母亲和祖母的关系之间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李维榕：现在是否回想过当时是怎么做的？
Minuchin：当时并没有给父母和祖母解释这么多理论，只是给她们一个任务，请她们去体验会谈的例子，体验其中的技术，从这个经验中学习。
李维榕：他们从不成功，到慢慢地变地成功起来。
Minuchin：这样的方式其实是跟我自己刚开始有关系，我必须要去尊重、观察这个文化，保持对这里文化和语言的怀疑态度。用这样的精神我告诉父母：必须要承担管教你孩子的责任，必须要去操作，通过这个操作的过程去使用你身为父母的权利，怎么样去管教你的孩子、怎么样支持你的孩子、怎么样爱你的孩子。同时我并没有挑战祖母的权威，只是让她能够了解到父母有这样的权利是多么地重要。
第二个会谈的时候，我工作的重点放在夫妻的次系统里面，我的目标越来越清楚，对我来讲在那个时候，我会想让这个先生知道，你不止要尊重你的妈妈，还要支持你的配偶。在你结婚的时候就必须要去爱她，我看到他们的核心家庭和原生家庭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当没有界限的时候，他们互相干扰，互相渗透。我让父母理解到，这是他们的责任，而祖母的是可以去帮忙、参与，但主要的责任还是在父母的身上，所以说应该让他们各司其职，各有所为。
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问题的症状并不是在一个层次，而是在更大的系统上。怎么样把观念传递给家庭是很难的事情，是一个挑战；怎么告诉他们说：问题不在你们孩子的身上，而在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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