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我去研究家庭的互动，家庭本身的一个成分，这方面我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每个家庭在定义他们的时候，都太过于窄化，缺乏弹性。这句话适用于每个家庭。家庭提供一个安全性的功能，相互的连接，相互的归属。在这里面父亲、母亲、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一种弹性。而我个人其实在结婚之前，性格比较激进，结婚之后做了一个调节，做的是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去调节、调和的历程。
李维榕：被你的太太柔和化了。
Minuchin：是的。
李维榕：刚才讲的关于家庭工作的历程里面，我想您对于家庭互动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专家。但是家庭的互动历程来看，当每一个家庭个别的独特性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并不是一个专家，而是通过对话互动过程里面去发觉。
当你来香港教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关于您的笑话。在香港时候有一个医生来看您的一个教学示范，他观察了几次您教学和家庭工作的会谈之后，他说我现在知道怎么做家族治疗了，非常简单。每次只要问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第一，多告诉我一些。第二，我不知道，我不明白。第三，你这句话所指的是什么意思？
Minuchin：当我跟家庭工作的时候，一般会先去看几个重要部分，每次家庭来寻求我帮助的时候，他们对我呈现他们的问题，定义他们问题的时候，我非常确认地知道他们是错的，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其他可能的选择，所以一定会问他们说：再多告诉我一些，然后我会告诉：你们所讲的是事实，但却不是完全的、全面的事实。所以我会帮助他们探索一些他们从来没有探索过的区域。所以跟家庭工作的时候，我会特别注重两个方面：
第一，当一个家庭来访，他们辨识某个家庭成员是病人的时候，这往往是错的，他们把个人当成一个病人，当成问题的根源。虽然他们在描述的时候非常地明确指出这个是病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这样的症状是如何维持的，是他们的互动维持了这样的症状，所以说我在治疗的时候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看出来症状是如何产生的。第二，找出来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冲突去维持、强化这个症状。
现在谈一个个案。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7岁的青少年，有自杀的倾向。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想去辨识这个家庭怎么样来定义这个病人、这个有自杀企图的孩子。我花了3到4分钟的时间去观察这个家庭的互动，询问这个夫妻的系统，我问爸爸和妈妈：你在这个家庭扮演的，是一个警长的角色呢，还是受害者的辩护律师？爸爸说：我是警长的角色。妈妈说：我是受害者的辩护律师。这时候我问我自己：这个家庭通过什么样的互动，我会特别留意这些冲突的点，是通过什么样的冲突区域去强化这个症状、强化这个问题的。
刚才Minuchin医生问李维榕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快问这个问题，李维榕老师回答说，症状不只是单纯属于个人的，症状其实是在于更大的系统层次，当你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你在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假设，看这个家庭会不会让你进那个地方，找到证据。
在这样的过程中，比如这对夫妻的对话里，他们呈现了很多的冲突，通过他们的对话，可以观察、找到他们潜藏的冲突，然后找到强化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在家庭里面，当观察到冲突和矛盾之后，我们把症状从一个个人的层次转移到夫妻的层次，所以病人从个人变成了夫妻。我和维榕曾经一起写过一本书叫《家族治疗》，（维榕老师说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伴侣的诊断”）里面谈到四个步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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