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ss 和Robinson(1987)认为，在了解保密和预警责任时，个人必须同时考虑这些原则的伦理上以及法律上的解释。再Tarasoff控告加州大学评议委员会（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判决中，法院宣布了期盼定的基本指导原则：「支持保护患者和心理治疗师间沟通的保密特质之公共政策，在面临揭露内容对他人之避免危难是达到绝对必要的程度时，则必须让步。当公共的危险开始发生，则保护的特权立时结束。」（"The public policy favoring protection of the confidential character of patient psychotherapist communication must yield to the extent to which disclosure is essential to avert danger to others. The protective privilege ends where the public peril begins."）（引自王智弘，民82b，p. 227）。再专业伦理守则上对预警责任一有明文加以阐明（中国辅导学会，民76，参，六，陆，四；AACD，1988，B，4，APA，1990，Principle 5），因此，谘商专业人员在谘商过程之中，鹰队此一课题抱持敏感的警觉，在发现当事人涉及自杀、暴力事件，罹患艾滋病等状况（林素妃，民81； Arthur & Swanson, 1993；Herlihy & Sheeley, 1988；Knapp & VandeCreek, 1983）时应采取紧急步骤。比如与当事人充分的讨论此等状况，告知当事人谘商员有预警的法律责任，征询督导、机构、其它专业人员与法律专家之意见，必要时通知相关的机构与人士（警察、权责人员及可能的受害者），避免紧急为难之发生，并保留完整之处理记户以作为必要时出庭之准备（王智弘，民84）等。绝不可忽视其潜在之危险性而置之不理，而造成对当事人或第三者的伤害，并使自己面临伦理与法律上的控诉。
另外，与预警责任相当类似的问题是举发（reporting）的伦理问题，随着儿童虐待案件的增加，以及儿童福利法的立法，告发儿童虐待案件变成是谘商人员必须去面对的伦理与法律责任（牛格正，民80；沈湘荣，民81；刘姿吟，民81；Kottler&Brown,1922）。以美国的情况为例，儿童被虐待或忽略的问题已成为全国性的危机事件，谘商员在从事家庭与婚姻谘商时更是要对此一问题特别加以关切（Stevens-Smith&Hughes,1993）。当谘商员怀疑儿童可能已遭受了情绪上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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