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与预警责任相当类似的问题是举发（reporting）的伦理问题，随着儿童虐待案件的增加，以及儿童福利法的立法，告发儿童虐待案件变成是谘商人员必须去面对的伦理与法律责任（牛格正，民80；沈湘荣，民81；刘姿吟，民81；Kottler & Brown, 1922）。以美国的情况为例，儿童被虐待或忽略的问题已成为全国性的危机事件，谘商员在从事家庭与婚姻谘商时更是要对此一问题特别加以关切（Stevens-Smith & Hughes, 1993）。当谘商员怀疑儿童可能已遭受了情绪上或生理上的伤害时，必须在24小时内项有关当局报告（Kottler & Brown, 1992）。在我国现行的＜儿童福利法＞第时八条亦有类似规定，该法第三十六条并载明罚责，违反规定者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缓（张知本，林纪东，民84， pp. 785~789）。只不过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所列文字为「知悉」而非「怀疑」，因此，适当的查证乃属必要（王智弘，民84）。虽然此等查证工作有时并不容易，生理上明显的外在伤害较易于查证，并可藉由医护人员之协助而取得明确之医学证据，心理上的伤害则须藉由谘商员之专业判断，与寻求小当事人生活中相关消息人士提供信息，以求确定。
当谘商专业人员在面对此等儿童虐待案件时，可能会因不熟悉法律规定或其它原因而不知所措。Pollack和Levy即认为，可能有些理由会造成有举发儿童虐待或忽略之义务的人并未去举发，其中包括会因而产生有关害怕、羞耻和同情的反向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等（Stevens-Smith&Hughes,1993）。Moore和Mckee则指出谘商员不愿去举发的原因有三：(一)不确定事件的真实性且担心告发后。会升高家庭压力；(二)很难区分虐待与管教；(三)不愿意破坏保密原则（刘姿吟，民81）。可见谘商员在面对此等儿童虐待问题时，心中有许多的挣扎与考虑。但是无论如何，Stevens-Smith和Hughes强调，谘商员必须要确实的去关心此一问题，才能够在当有儿童虐待情势发生时，之所回应予以举发以保护儿童。由于面对儿童虐待问题，谘商原有敏觉、举发和配合司法调查的责任（沈湘荣，民81）。特别是后者常涉及剥夺施虐父母之子女监护权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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