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菽自传（1）

一

我是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在家原名潘有年此处潘菽名、号的表述与总序有所不同，但原文如此，为保存原貌，不作修改。──编者注，出外读书曾用名潘淑，留学回国前改为现名潘菽，字水叔（水菽）。1897年7月13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后改称系）。次年留美，1923年获印第安纳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秋回国后即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教。这所大学不久改称江苏大学，后又改名为中央大学。我一直在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任教，并曾两度任该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我先后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和校长，并兼心理学系主任。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被聘为生物学部委员。同年，中国心理学会重建后当选为理事长。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学系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合并，正式成立了心理研究所，我奉组织调动任心理研究所所长。自那时至今一直在该研究所工作，并一直担任所长和理事长这两个职务。新中国成立前，我写过《心理学概论》、《社会的心理基础》、《心理学的应用》等几部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主编《教育心理学》、《人类的智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与高觉敷共同主编，即将出版），写了一本札记性的著作《心理学简札》（即将出版），还发表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和其他文章三百来篇。年轻时，我一心只想做一个有学问的人，用自己的知识报效国家，对政治很少关心，以致一步步钻进“象牙之塔”。自20世纪30年代起，我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道理，对党由同情到逐步靠拢，以至坚定地跟着党走。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一生大概讲来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选择了心理学这个专业，又为什么那样热爱这一门科学呢？我又是怎样由一名不问政治的书生而成为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的呢？

我出生于旧社会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父亲是塾师，在村上开蒙馆。我从六岁起在父亲办的蒙馆里读四书五经。因父亲管教很严，加上可以吃点“偏饭”，所以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差。清朝最末几年废科举兴学堂，到辛亥革命后我也进了新型学校。我的父亲则改任小学数学教师。我先是在本县读高小和中学，还进过杭州蚕桑学校。后来几经周折，又考取了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为三年级插班生。我自幼养成了一种好学的习惯，不仅爱读书，而且对书法、美术也都喜欢。在中学期间读过一些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家的书及其他杂书。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宋代哲学家朱熹，觉得此人很有学问。当时很崇拜他，并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像朱熹一样的“大学问家”。

由于对哲学较感兴趣，也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中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并且竟然跳过两年的预科直接考进了本科。时为1917年，正当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由于他实行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明办学方针，学术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