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前的心理学如何评价，对以后的心理学应如何研究，我当时也有自己的一种看法。我认为以前的心理学还很难说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确定的科学。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未能脱离习见”。而将来的心理学应该“另铸术语”，应该有独立的领域和方法以及一致的观点，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主义（指学术上的派别）。心理学者也不应陷于派别论争，而应加强实验研究，以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现在看来，我那时并未能抓住过去心理学所固有的根本观点错误这个要害。实践证明，我当时所设想的发展心理学的道路也是有问题的。回国以后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求得心理学的发展。在中央大学除了主要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外，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了有关错觉、审美判断、汉字知觉以及工作概念、形式训练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也指导学生做过其他一些方面的研究。对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涉猎。例如在20年代末，我就感觉到意识问题的重要，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写了题为《“意识”的研究》的论文，还为学生开设了意识问题专题课程，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来攻破这一难关。但由于手中缺乏锐利的思想武器，虽然也有所前进，却未能有所成就。在这一时期，似乎也感觉到现有心理学存在问题以至有较大的问题，但并没有看清根本问题所在，也未从根本观点上去考虑问题以图彻底改进，而主要是寄希望于实验研究，总希望以此促进心理学在科学道路上的发展。但多年来这样的努力并未能取得所期望的进展。这也是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看，在黑暗的旧中国，反动统治者根本不关心科学文化事业，物质条件极差，社会很不安定，缺乏一种开展科学工作的气氛和必要的设备条件；从主观上说，个人努力也不够，没有跳出过去心理学的老框框，没有找到一条发展心理科学的正确道路。20年代末，本人曾间接地接触到苏联心理学。十月革命后，苏联学者以辩证唯物论作指导，他们的心理学显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很有生命力。当时很想进一步学习、研究，但又找不到门路。30年代后期，对苏联心理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此看到了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改造心理学的前途。同时，抗战前几年和抗战期间，在重庆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世界观开始转变，初步地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时再来考察心理学的科学问题就显得明白多了。特别是读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后，感到很有收获。列宁说的“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使我耳目一新、备受启发。心理学中一直得不到充分的科学的说明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不难解释了。由此使我懂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即任何科学必须建筑在一种健全的哲学基础之上，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种健全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心理学之所以发展迟缓，且前途多歧，正是因为没有选择这一唯一正确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相反却一直受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严重束缚。它今后要得到较迅速的顺利发展，必须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加以改造，把根本理论观点搞对头，而这就需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开展对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从此以后，我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主要指望通过实验研究来发展心理学的想法，对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从整体上开始注重起来。在此期间，我结合对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对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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