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生活在世界上好比一只船在大海中航行，最重要的是要辨清前进的方向。回顾我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也曾迷失过方向，但所感欣慰的是，很快就认准了北斗，拨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
小时候我所受的家庭影响和学校教育都是封建主义的，中毒颇深。童年时期，只知埋头读书，不知目的何在。童年后期，即辛亥革命之后，才开始接受新式的正规教育，在头脑中开始滋生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那时，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甚一日，激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使我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在大学读书时期，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性的变化。我就读的大学是被后人誉为我国“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京大学。当时所处的时代又正是我国近代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五四时代。五四运动前后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彻底破除了封建主义教育给我形成的种种精神枷锁，树立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我是五四爱国反帝斗争的衷心拥护者和亲身参加者，并且是火烧赵家楼时的32名被捕者之一。北京警察厅监牢的滋味使我更加认清了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继之而起的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使我深深地感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威力。这场运动使我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了爱国主义的思想。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先进的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与工农相结合，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一部分人则坚持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跑到国民党一边去。更多的人由此走上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我就是属于这后一种人。1921年至1927年正当我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到美国留学去了。在当时认为这对自己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其实对我同时也是一种不幸、一种损失。因为这六年的留学生活使我完全脱离了五四以后继续深入发展的革命斗争，难以继续受到这一系列革命斗争可以给我的影响和教育。由此便一头钻进异国的书斋而对政治越来越淡漠了。回国以后的几年中，仍只顾专心教书和研究学问而很少关心政治，以致一步步钻进脱离现实斗争的“象牙之塔”。“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和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抗战、积极“剿共”的卖国政策促使我醒悟。在此期间，我的长兄潘梓年（此时他已参加了共产党）被捕入狱。在设法营救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了党，对党的纲领、性质及艰苦斗争的情况逐步加深了认识，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我认清了应取的方向，摆脱了纯学术的道路，决心跟着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
抗战期间，我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在山城的九年中，除教书外，很多的时间是从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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