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菽自传（1）

由于对哲学较感兴趣，也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中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并且竟然跳过两年的预科直接考进了本科。时为1917年，正当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由于他实行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明办学方针，学术空气十分自由活跃。哲学系的课目相当不少，既有中国哲学，也有西洋哲学，既有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也有宗教哲学，还有印度哲学、逻辑学等。此外，还新开了一门心理学的课，是陈大齐教授讲的。当时感到这门课颇新鲜，但内容较为简单，学了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兴趣。我较感兴趣的仍是哲学，比较喜欢的一门课是胡适讲的中国哲学史。在此期间，美国的杜威来到中国讲学，主要是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他的讲演对我颇有吸引力，每次都去听。受到这种影响，我对教育也开始产生了兴趣。在北大读书的几年，正是五四运动时期。我作为这场运动的亲身参加者，受到了一次真正的革命洗礼。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促使我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帝国主义为什么总是欺负我们。想来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弱太落后了。要想使我们国家强盛起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我心想，把教育搞好了，国家也就有希望了。那时我自己认为还是从事教育工作比较合适。1920年由北大毕业时刚好有机会考取了官费留学。基于一种“教育救国”的思想，加上杜威讲学的关系，对美国的情况较为熟悉，因此决定去美国学教育。到美国后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这时思想上又产生了一个变化，感到美国的教育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用美国的教育未必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想改学别的。在我开始学的课程中有心理学课程，并且还巧遇先期来这里学心理学的中国同学蔡翘，还有郭任远等。我同蔡住在一起，也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心理学问题。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觉得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科学十分重要。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要人去做的。对人有了一个科学了解之后，一切事情也就好办了。显然,心理学比教育更带有根本的性质，是一门基础科学，因此学教育不如学心理学。基于这种认识，决定改学心理学。当时在心理学中已有不少派别，如构造心理学、机能心理学、目的心理学、完形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其他自然科学的情况颇不一样。这使我感到心理学还很不成熟。但这种情况也表明这门科学正在成长中，活力旺盛。我下定决心，要为心理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名实相符的科学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我在美国共学习六年（1921—1927），先后去了四所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一学期后转入印第安纳大学。在这里学习期间补学了一些基础课，作了关于汉字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硕士学位。有一个暑期我还去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了一个季度。1923年又转入芝加哥大学作研究生。主科是心理学，副科是动物学。在卡尔（H．Carr）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upon Learning and Recall）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美国期间，我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主要心理学派别求得了基本的了解，加深了对心理学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1927年回国以前便将自己研读所得又写成一篇论文，题为《心理学的过去与将来》。当时所形成的一些看法对一生都很有影响。例如，我的一个看法是认为科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