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时期是物理科学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生物科学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应该是心理科学的成立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就在20世纪。我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是研究“人类种种现象的基本原理的”，因而和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门科学，并且它将带领一切科学。几十年来，我一直基本上坚持这样的看法，坚信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以及其他有关科学充分发展之后，心理科学必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它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显露出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科学信念，所以不管心理学当时是多么弱小和多病，也不管在它发展的道路上遇到多大的困难以至灾难，我一直未曾动摇对于它的信心。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在最为重视人的社会主义的我国，我更加相信心理科学大有希望，前途光辉灿烂。
对以前的心理学如何评价，对以后的心理学应如何研究，我当时也有自己的一种看法。我认为以前的心理学还很难说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确定的科学。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未能脱离习见”。而将来的心理学应该“另铸术语”，应该有独立的领域和方法以及一致的观点，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主义（指学术上的派别）。心理学者也不应陷于派别论争，而应加强实验研究，以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现在看来，我那时并未能抓住过去心理学所固有的根本观点错误这个要害。实践证明，我当时所设想的发展心理学的道路也是有问题的。回国以后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求得心理学的发展。在中央大学除了主要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外，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了有关错觉、审美判断、汉字知觉以及工作概念、形式训练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也指导学生做过其他一些方面的研究。对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涉猎。例如在20年代末，我就感觉到意识问题的重要，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写了题为《“意识”的研究》的论文，还为学生开设了意识问题专题课程，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来攻破这一难关。但由于手中缺乏锐利的思想武器，虽然也有所前进，却未能有所成就。在这一时期，似乎也感觉到现有心理学存在问题以至有较大的问题，但并没有看清根本问题所在，也未从根本观点上去考虑问题以图彻底改进，而主要是寄希望于实验研究，总希望以此促进心理学在科学道路上的发展。但多年来这样的努力并未能取得所期望的进展。这也是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看，在黑暗的旧中国，反动统治者根本不关心科学文化事业，物质条件极差，社会很不安定，缺乏一种开展科学工作的气氛和必要的设备条件；从主观上说，个人努力也不够，没有跳出过去心理学的老框框，没有找到一条发展心理科学的正确道路。20年代末，本人曾间接地接触到苏联心理学。十月革命后，苏联学者以辩证唯物论作指导，他们的心理学显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很有生命力。当时很想进一步学习、研究，但又找不到门路。30年代后期，对苏联心理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此看到了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改造心理学的前途。同时，抗战前几年和抗战期间，在重庆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世界观开始转变，初步地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时再来考察心理学的科学问题就显得明白多了。特别是读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后，感到很有收获。列宁说的“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使我耳目一新、备受启发。心理学中一直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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