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和科学文教事业，为科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提供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尤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是科教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就使科教事业的发展有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我个人在科教领域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组织领导工作，一是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南京大学的主要领导工作兼管心理学系的工作，协助党和政府为改造旧大学建立人民的新型大学，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尽了自己的一点力量。在我任职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期间，也为发展我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心理学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一直主张，我国心理学应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努力挖掘我国古代唯物论心理学思想的宝藏，批判地继承传统心理学的遗产，积极地、有鉴别地吸取外国心理学的有益成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求尽快地建立起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因而能胜任有效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我国心理学。积60年的经验，我坚信这是发展我国心理学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主要从事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指导青年同志和研究生开展了记忆、思惟即思维，这是作者的习惯用法。他认为，按照汉字的造字法，表示心理活动的字词一般是以“心”作部首，如思想、情感、意志、憎恨、惧怕等，所以表示认识活动用“思惟”而不用“思维”。──编者注、汉字知觉以及意识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50年代中期，我国心理学者围绕在业务改造中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我当时对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关系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看法，认为心理活动是一种具有新质的高级神经活动。高级神经活动有两种，一种属于生理学的范畴，另一种是属于心理学的范畴。50年代末我国心理学界就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再次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我接连发表了十来篇文章，对心理学的对象、性质以及心理学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心理学的性质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一种是认为心理学是自然科学。我认为心理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这种看法已为国内多数心理学者接受。关于心理活动的基本范畴问题，我对心理学中流行的知、情、意三分法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二分法的初步设想。
在这两次学术讨论中，对心理学中一些十分重要而又不清楚的问题大都提出来了。通过讨论，有的问题比较明确了，但也不是很明确。有的问题还显得很不明确，看法很不一致。有必要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但由于组织领导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社会活动较繁忙，我总感时间很少并且难于集中精力。1963年突然得了心肌梗死病，住院一年多，出院后仍需要全休疗养。大病之后，常有日暮之感，急切地希望抓紧有生之年多做些事情。但重病缠身，限制了我做其他许多工作，然而却给了我较多的时间得以集中精力考虑心理学中一些紧迫的根本问题。由于健康关系不允许我执笔久坐从事系统的写作，只好采取作札记的办法，把思考、研究所得随时简要地写下来，于是我就把这一本本札记称为《心理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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