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意指阻碍达到所希望的目标的任何条件,攻击行为的目的则在于以各种形式的破坏清除挫折的体验。如果直接的攻击有可能带来消极的后果,那么攻击的诱发力可能表现在其他客体上,这一现象也称作为“攻击的转移”,攻击的转移也就是把攻击和矛头不是指向挫折的直接根源,而是指向某种其他的、通常是“无关的”对象。米勒认真分析攻击行为的这一特点,认为攻击的转移可以理解为刺激的泛化。在米勒1948年所做的一个实验中,实验者强迫一群正期待着参加盛大晚会的被试去做一件极其枯燥乏味的工作。实验前和实验后的态度测量表明,实验后被试对墨西哥人、日本人的态度变得更为否定,这其中就包含着攻击转移的成分。米勒认为这种观点可以解释许多社会行为,如种族偏见等。
根据实验结果,米勒与多拉德总结了挫折—攻击的两条原则:首先,攻击行为的产生与挫折感的强弱,与遭受挫折的次数、对攻击行为后果的预期有关;其次,受挫者在遭受挫折后采取何种攻击形式与文化教养有关。人总是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同自己的身份相一致。
挫折—攻击的假设受到西方心理学界广泛地批评,许多学者以实验证据指出攻击并非挫折后的唯一反应,人们在遭受挫折后既可以表现为攻击,也可以表现为退让等其他种类的行为。在下面一节里,我们将详述班图拉对米勒与多拉德的批评,并分析班图拉有关攻击行为的基本观点。
米勒与多拉德把学习放在社会背景中加以研究,注意影响学习的社会因素,较之赫尔和斯金纳以动物学习解释人类行为前进了一大步。但米勒与多拉德仍没有摆脱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没有注意到认知因素在人类行为表现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不可能对人类的行为作出完满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