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受到了种种磨难。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关闭消失，所以在建立新中国之后，在中国科学院筹建心理所时已没有任何“遗产”可以接收，不像有些研究所有房子、设备、图书资料和研究队伍。1950年先成立了筹备处，1951年正式成立心理所，但由于条件不具备，到了1953年又改为心理研究室。直到1956年院校调整时，潘菽先生毅然放弃南京大学校长的重要职务，要求来北京重组心理研究所。他不但带来了许多有成就的心理学骨干，而且带来了珍贵的图书资料，为心理所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一重大的决策，心理所也许至今还建立不起来。其后心理所有了快速的发展，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使心理学、心理所又遭受到重大的损失，而潘老本人也经受了种种迫害。但是他对心理学的前途、对心理所的发展始终充满信心，从未悲观失望。1972年心理所的同仁从潜江“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潘老不顾体弱多病，带领理论组的同志们重新投入理论研究，并写出了不少著作。1975年10月胡耀邦同志来所鼓励心理所的同仁从各方面攀上心理学高峰，要恢复研究，重新办好学报。我曾向潘老汇报了有关内容，他精神振奋，充满了信心与激情。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示恢复心理研究所，潘老也恢复所长职务，我作为副所长在潘老领导下积极从事心理学与心理所的各项活动。最初的一步是1977年8月在北京平谷召开全国心理学学科规划座谈会，当时参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位心理学家。潘老与多年隔离的老朋友重新会聚一堂共商发展心理科学的规划，讨论总会恢复工作与各地分会的活动计划，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决定的作用。这次会议规模不大，但大家团结奋斗、合作的精神与贡献意识极为令人振奋。当时条件很差，老先生们也都睡硬板床，几个人一间屋，伙食也很简单，还是县里专门批给两头猪，否则肉也吃不上，但大家的情绪之高、信心之足是以后各种心理学会议上所难看到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其后，在潘老的关心与指导下，1977年11月在心理所召开了中国心理学会在京常务理事扩大会，决定总会恢复工作。其后1978年杭州会议和保定会议、1979年天津会议等一系列心理学的专业会连续召开，潘老大多亲自参与指导和主持，以加速心理学会的重建与发展。当时有许多学会还没有恢复工作，心理学家的奋勇前进精神令人感到十分钦佩。科协学会部的同志对心理学会、心理所的工作给予很好评价。这一切都与潘老的努力分不开。
从干校回京后，心理所所址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潘老对此也十分重视，经常了解可能的选择，多次向有关领导反映并争取支持。有一次潘老病重，医院发了病危通知，院领导到医院探望，潘老抓住机会向领导一再要求迅速协助心理所解决所址问题，使领导十分感动，对解决心理所所址问题起了推动作用。后来在设计与施工阶段，潘老亲自到现场视察多次。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到尚在施工中的楼层视察建设进度，使大家深受感动。对于心理学会的各项活动，潘老总是不辞劳苦参与讨论、领导。院领导为了保护潘老的健康，多次指示我们尽量说服老先生不要到外地出差，但他总是坚持要尽力把各种会议开好，在会上参与讨论和发言。他对所内青年同志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直到去世的前夕仍坚持给研究生讲课。潘老勇于实践的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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