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
家庭治疗诞生的时期正是精神分析学派的鼎盛时期，它强调潜意识冲突是人类不快乐的根源。为了取得效果，治疗必须挖掘埋在深处的那些冲突———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缓慢的过程。为了抗拒这种医疗模式，家庭治疗师转向系统隐喻，关注行为、互动和反馈。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系统理论教我们看到人们的生活是怎样被围绕着他们的各种“交换”所塑造的。但是，为了聚焦家庭互动的模式，系统理论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实际上是两样东西：一是家庭成员的想法怎样影响他的行为；二是文化力量怎样塑造这些信念。
■ 建构主义
1980年代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捕获家庭治疗师的想象力，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研究显示，我们不可能真正知道外部世界，能知道的只是自己的主体经验。对神经系统的研究（vonFoerster，1981）和青蛙视网膜的实验（Maturana和Varela，1980）表明人脑不能完全还原这个真实的世界，就像照相机一样，但是会将观察到的东西重新组织。没有东西可以被直接感知。每件事情都经过观察者大脑的过滤。
当Paul Watzlawick、Paul Dell和LynnHoffman（1988）将这一新观点引入家庭领域的时候，其影响就如敲了一记警钟——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家庭生活认知的重要性，触动治疗师放弃变成客体专家的假设。
建构主义是现代概念，其哲学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康德（1724～1804），认为知识是人们想象力组成的产物。正如洛克（1632～1704）所说，人脑就如白板，外部世界不只是简单地在上面打上印记。康德却认为，我们的大脑可以是一切，但绝不是白板。它们积极地过滤、分类，然后阐释这个世界。
建构主义首先被应用于心理治疗当属George Kelly（1955）的个人建构理论（personal constructtheory）。按照Kelly的说法，我们通过自己对环境的独特建构来赋予世界意义。我们阐释和组织事件，作出预测，并在这些建构的基础上做出行动。你可以比较这个用主观方式去阐释经验和通过一副眼镜来看待世界。因为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和抛弃建构，所以治疗变成建构的破旧立新过程——试图从不同的棱镜去了解什么使人可以用更满意、更有效的方式“行走江湖”。
建构主义在家庭治疗中的最早例证就是策略技巧中的重构（reframing）——重新标签行为根据家庭成员的反应而转变。同样一个孩子，如果被视为“多动”（hyperactive）或“品行不端”（misbehaving），父母对孩子会有明显不同的反应。同样地，如果面对10岁叛逆孩子的无精打采的父母开始相信孩子只是“多动”而不是“品行不端”，他们会对自我感觉好一些，因为他们不是“教子无方”，而只是有个“特殊的孩子”。首先开出的诊断说明，父母需要变得加严格，但是这一做法未必有效。其次的建议是：对付难缠的孩子必须要有策略。关键并不是说一种说法本质上比另一种好，但是如果用这一说法会导致无效的处理策略的话，或许新说法足以改变他们的观点并引发一个更有效的反应。
1980年代中期，当建构主义进入家庭治疗之后，引发了一些基本的变化。系统隐喻关注行动，建构主义强调认知的涵义以及个人的诠释。建构主义不是聚焦在互动模式上，而是最为关注人们对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假设。
当然，建构主义是一种知识论，而不是一套技巧。然而，建构主义者的观点引导传统的治疗模式寻求意义。意义本身变成基本目标。治疗目的从打断行为的问题模式转向通过解放对话的过程帮助来访者发现他们生活中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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