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先驱当属Harry Goolishian和Haelene Anderson，他们的“合作语言基础系统方法”（collaborativelanguage-based systemsapproach）被定义为，治疗师做什么应少于他们不做什么。在模式中，治疗师不认为自己是专家，也不认为他们知道家庭应该怎样转变，所以不会将他们推向固定的方向。治疗的角色不是试图去改变人们，但是要替他们探索自己生活的意义打开另一扇门。
治疗师不通过影响谈话的方向以获得预计的内容或结果来控制访谈，治疗师也不对谈话方向的转变负责。治疗师的唯一职责在于创造一个空间，使得有意义的谈话得以进行（Anderson和Gollishian，1988，p.385）。
建构主义教我们要超越行为，运用认识、阐述、建构我们经验的方式以便从中获得意义并引导我们的生活。建构主义的主要内容如下：看待事物不止一种方法，这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世界上的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治疗师的观点并不一定比来访者的更加客观。本来，在人们心目中，治疗师是一个有特权的、知道原因和解决办法的客观权威，但是，建构主义将他们从这一神坛上拖了下来。
承认我们知道和理解的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不真实。大棒和石头能够让你骨折。此外，即使是最忠实的建构主义者（例如Efran，Lukens和Lukens，1990）也提醒我们有一些建构比另一些更有用。建构主义不是为了达到治疗效果而不分青红皂白编造的通行证。
也有人挑战建构主义矛盾的暗示，即没有专家地位的治疗师是没有影响力的治疗师。在Barbara Held的《回归现实》（Back toReality）（1995）中，对后现代治疗的有思想性的分析指出，“……当然他们面对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试图否认和缩小专家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显然希望自己拥有……治疗师确实不得不将他们的行为作为专业、学科来合法化”（p.244）。
另一关于提醒治疗师不能放弃领导地位的说法令人印象深刻，因而不能不提：
治疗师和来访者真的是在联合做事的吗？他们真的是平等的吗？当然不是。来访者，按照GeorgeOrwell的解释，只有当他们的观点最后证明是有价值的，才能“更加平等”。治疗师是，或者应该是在训练、作为专家、作为客体时更加平等———然而在治疗时，他们是带头人。如果权力意味着主导和控制，那么批评它无可厚非，但是让治疗师放弃领导地位，那是匪夷所思。（Nichols，1993，p.165）
他进一步说道：
如果协商和主持谈话就是治疗师做的所有事情，那么治疗师不如改行做调停人或者是脱口秀的主持人的对手（他们的目的是协商污秽的、辱骂的谈话）。治疗师不仅是主持人，且有个被忽略的教师身份———很边缘，但是每一转变治疗的基本成分。治疗师的教授不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做，而是帮助他们学会自己应该怎样去做。（p.164）
但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做”却是Anderson和Goolishian（1988）所关心的。建构主义反对治疗的权威模式，也反对治疗师像一个恃强凌弱者。你不必为了尊重建构主义的警告，避免有攻击型的干预，就认为SalvadorMinuchin或Jay Haley的干预方法过于权威主义。一个治疗师太焦虑，就好像在等待偷袭的猫，是不能改变人们的（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去了解人们）。
Anderson和Goolishian钟爱的是他们称之为“未知”（notknowing）的态度，他们将自己的专家身份降低，给空间让来访者的想法自然浮现。他们接触家庭不是按照事先确立的结构和功能的概念，他们只带着好奇。即使是那些我们对家庭生活最为珍爱的比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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