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改在各地进行的可谓如火如荼，可各地的应试教育还是在扎扎实实进行，孩子们的课业负担依旧沉重，中国的教育好像走入了一个被施了咒语的怪圈，家长、老师、教育官员联合辛辛苦苦、认认真真造就了一批在高难课业负担下厌学的学生。从《新华文摘》上读到王宏甲的《走向新教育》，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丝亮光，我们节选部分篇章刊登，希望这篇文章会对家长、老师、教育工作者理解我们的孩子，对怎样教育我们的孩子产生一些帮助。
——编者
自信心和成功感比知识更重要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2003年2月张逸民访问新西兰，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很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的课吗？
由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我们的学生承受那么大的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张院长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重要！
接下来我说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何谓“正螺旋状态”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曾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我们家搬到水库工地。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他写道：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
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成功的轨道。
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遭到嘲笑和批评，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遭受批评，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我与孩子
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如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点借鉴价值，也算是有点益处吧。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们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脑海。
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第一个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我们觉得：行！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个对了，有一个字漏了一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我们知道孩子的脑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
好吧，我们配合培养他“认真”。但孩子被罚50遍，漏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
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
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
我说，那还怎么听课？
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
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
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
他说，他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他扫地。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
他说，黑板上的作业他还没抄完。
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抄完？
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
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跟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连环画基本看完。后来“文革”，我的１００多本“小人书”都被烧了。再后来，你刚出生，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
现在看来，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位初一女生自己积钱想买一部《哈里波特》，快积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里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动，而是说：“没劲透了！”从此拒绝看《哈里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里波特》，这多合适呀！可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予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她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为此已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于是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的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是在他的精神深处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每天清晨，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１９９２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是进不了高中了。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儿子说：“爸，我会！”这一年，他１５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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