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系统式家庭治疗的认识论基础与精神分析截然相反。但实际上，系统式家庭治疗的产生和精神分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指出，上世纪五个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家庭治疗的理论基础， 一是从NathanAckerman 开始的学者们把精神分析的方法应用到对家庭的研究；二是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被应用到家庭系统的研究；三是美国的三支分别由Gregory Bateson、Ted Lidz 、MurrayBowen领导的研究队伍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家庭的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四是20世纪早期婚姻咨询和儿童咨询的发展；五是团体治疗的发展。（Goldenberg & Goldenberg , 1985 ）而从精神分析内部的发展来看，许多精神分析师的理论和操作与家庭治疗的有着惊人的相似。如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俄底浦斯情结就是把家庭中的父—母—子关系对子女的人格的影响看作是日后神经症发生的病理基础，以至于有家庭治疗师发出疑问：既然神经症是由俄狄浦斯期的父—母—子关系决定的，那么弗洛伊德为什么只针对子女进行治疗，而不是针对核心家庭呢？但实际上，弗洛伊德的确对家庭进行过干预，如在1909年他写的《对一个5岁男孩恐怖症的精神分析》中，提到了著名的“小汉斯”的案例，弗洛伊德认为小汉斯的问题是父子关系的问题，汉斯的父亲是位物理学家，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弗洛伊德在给汉斯做治疗的同时也给父亲提供了指导和咨询。同时代的阿德勒也对家庭治疗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对权力意志和儿童出生顺序的阐述。到了沙利文，可以说至少在人的问题与环境有紧密联系这一点上，他和后来的系统论治疗家是没有太多区别的。沙利文的人际理论把人际关系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这可能和他专注于研究精神分裂症有关，他认为父母的焦虑和障碍会干扰儿童的情感。他的理论和霍尼的理论相得益彰，彼此呼应，但霍尼是从文化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勘察人的问题，她认为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家庭做为文化传承单位，自然有重要的影响。Winiccot和安娜．弗洛伊德是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他们采用了类似弗洛伊德德方法对儿童的父母进行指导和咨询。他们俩也是客体关系学派的奠基者，客体关系学派的治疗家们很重视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影响，并把这作为治疗处理的核心问题。总的来说，尽管精神分析历史发展中，在理论上对系统式家庭治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上述的治疗师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系统式的思维，在治疗上，虽然也有家庭治疗这种形式，但其治疗风格还是精神分析背景的，和系统式家庭治疗还是有很多差异。
NathanAckerman也许是一个例外，他既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师，也是公认的家庭治疗的鼻祖之一。他注意到家庭的相互影响及个体心理过程这两方面，关注无意识和力比多，强调公开表达感情和透露家庭秘密。他注意其他家庭成员是怎样责备另一成员以及怎样成为另一成员的替罪羊。他的家庭治疗每周一次，可以持续6个月到2年。
但是，作为先驱的Ackerman既没有得到精神分析学界主流的认可，他的理论也没有在当代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治疗中占有核心的位置。这就是先驱的悲哀，启发了后人，又被后人遗忘。
现在学界比较关注的动力倾向的系统家庭治疗主要是Bowen的代际治疗和Nagy的语境治疗。
2.1 Murray Bowen 的代际治疗
2.1.1 代际治疗的理论假设
Murry Bowen 是动力倾向的系统式家庭治疗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方法被称为代际治疗，因为其关注的是父母在原来家庭中的相互交往方式对他们和孩子的交往的影响。
在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几位代表人物中，Bowen可能是理论性最强的。他假设，所有的生物群体都有一个相似的生命程序规则，这个生命程序规则就是“情绪系统”（ emotionalsystem ）,情绪系统超出个体扩展到周围环境系统，如蚂蚁的分工合作，抵抗入侵者，就不是建议在一只蚂蚁的思考和情感的基础上，这是由于情绪系统控制着个体蚂蚁和群体蚂蚁的行为。情绪系统是进化形成的，它是生物先天的、本能的引导系统。行为主义者发现的习得行为就是情绪系统自动进化形成的。情绪系统赋予生物进化的动力。建立在情绪系统上的行为是所有生物的基础行为。人类的情绪系统也支配着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但人类还拥有情感系统（feelingsystem）和智力系统（intellectualsystem）。智力系统指的是认知、理解、推理、交流思想的能力。情感系统是大脑最晚进化的部分，是人类独有的，它是情绪系统和智力系统之间一个不易察觉的纽带，就像冰山的一角突出于意识领域的某一部分，当然大部分还是无意识的。和情绪系统相比起来，情感系统和智力系统都是第二位的指导系统。（Papero, 1995）
当生物遇到现实的或想象的威胁时，生物的情绪系统的情绪系统的反应就体现为“焦虑”。焦虑分为急性焦虑和慢性焦虑两种。慢性焦虑可以影响到智力系统的功能，影响很大。
Bowen强调核心家庭的情绪系统（nuclear family emotionalsystem），强调这个系统的发展史。这个系统的历史可能会来自父母一代甚至祖父母一代。对Bowen来说家庭成员如何应付其他成员由于焦虑而加到他身上的压力是一个重要问题。他关注的是，一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一个特定的家庭成员身上，以及各个成员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反应，所以他也特别重视儿童在情绪上是如何避开家庭的。障碍性的家庭交往模式是可以代代相传的。Bowen倾向于针对父母，而不是整个家庭进行治疗。他把自己看作教练，帮助父母想他们有什么新的互相交往的方式，和孩子们交往的新的方式，从而使家庭中少一些破坏性情绪。( Bowen , 1976)
Bowen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 ,也有译作自我分辨，自我辨别）。Bowen认为，人们要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话，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能协调好情绪系统和智力系统的关系，使情绪系统的反应能够解决适应新的挑战，并向智能系统转换，获得控制行为的能力。自我分化有两个过程，一是把自我从他人那里分化出来，一是分辨理智过程（智力系统）和感受过程（情绪系统）。自我分化力高的人，能够保持情绪系统和智力系统的相互独立，并能在两者之间做出自主地选择。“自我分化”的核心是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一个健康的人能够不断地与父母进行情绪上的分离。Bowen用“未解决的情绪依恋”（ unresolved emotionalattachment）来形容亲子之间那种紧密的、完全共生的、无法分离的低分化的依恋状态。
家庭中的未解决的情绪依恋的来源往往是：（1）父母自己及其家庭遗传的未解决的依恋程度；（2）父母在婚姻中造就的依恋方式和行为；（3）父母和家庭在生活中关键时期遭受和体验的焦虑程度，以及对焦虑的解决方式和处理方式。
一个高度分化者很好地觉察了自己的观点，有自我感。在家庭中，能分化情绪和理智的人能坚持自己不会被别人的感受所统治；而自我分化程度较低的人的依恋程度是很高的，他们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出现“融合”（fusion）的状态，人们展现自己仿佛他们就是一个共同的自我，仿佛他们分享一个共同的自我界限，在此界限内，个体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思想、情感甚至身体的疼痛都成为他人的一部分。这样混淆感受和思想的人则会表现一个假性自我，而不是他们的真实观点和意见。这样家庭结构被称作“未分化家庭自我泥团”（undifferentiated family ego mass ）。
在Bowen的体系中，慢性焦虑与“未分化”几乎是同义词。人际关系中，未分化成分过多或分化程度不高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三角关系（thetriangle）。三角关系是指家庭中如果有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紧张，他们会把第三个人扯进来以稀释这个紧张和焦虑。三角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情绪系统产生的焦虑。三角是由三个“两人关系”组成的，它是一个移动的联盟和反应的过程。
Bowen认为在家庭中出现紧张的时候，那个最缺乏分化能力的人最容易被扯进来缓解紧张。并且三角关系不限于家庭，朋友、亲戚和治疗师都会被带入矛盾。在压力存在时，家庭越大，其中就有越多的内部三角；一个问题会涉及多个三角，家庭成员也越来越卷入矛盾。这是因为当焦虑驱动的三角关系特别强烈时，三角运动会以连锁的方式将其他三角牵涉进来。三角过程参与构筑人的情绪系统。有些时候，三角可以缓解焦虑。但是，第三个人的加入也不是总会减少家庭中的压力，压力减少与否和这些人的分化力有关系。一个人的分化水平越高，就越能很好地控制焦虑，而不受三角过程的制约和驱使。但焦虑太高的时候，任何人或任何人群都会启动三角关系。三角过程实际上是情绪系统的特征。(DorothyStroh Becvar & Raphale J. Becvar , 1988 )
Bowen认为婚姻是三角的一个边，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情感过程稳定必须要每个成员都有分化力。而分化力是很少见的，所以家庭大多都要产生矛盾。人们倾向于选择分化力相近的人结婚。如果两个分化力低的人结婚，就很容易出现融合，而且有孩子后也是一样。他们会把压力投射给孩子，这就是家庭投射过程(family projectionprocess)。一对夫妻的孩子的分化水平可以高于夫妻双方，这主要取决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多长时间是处于父母关系的成熟期，有多长时期是处于父母关系的不成熟期。那些完全摆脱父母的“未解决的情感依恋”的孩子就会有很高的分化水平。一般来说孩子在情绪上接触父母越多，代表他对感受和理智的分化力越低，他和家庭分离的困难越大。家庭投射多少压力取决于父母的分化水平以及压力有多大。未分化程度越高，夫妻的依恋程度也越高，依恋程度高的夫妻关系中彼此所拥有的自我很少，彼此对对方的需求也很高，由于这样的融合，这对夫妻自然也就不能忍受差异，但差异出现时，情绪系统的焦虑就增加。
一对夫妻的分化水平和焦虑程度共同决定了一个界限，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会出现关系中的症状。两人关系出现的不同症状构成了“核心家庭情感过程”。夫妻关系焦虑引起了融合，融合的夫妻每个人都出现一个假自我（pseudo-self）和对方交往，使婚姻不稳定，最终会引起家庭中关系症状的出现，症状主要有四大组：（1）情感疏远：这是关系焦虑早期和常见的症状。表现为沉默，身体接触减少，对对方不感兴趣，有成见，甚至可能有一方出现抑郁症的表现。这是其中一方会努力把另一方拉回来，如果不成功的话，远的那一方会走的更远，而另一方会进一步努力，就这样成为追求和疏远的循环。（2）冲突：它可能发生于情感疏远的循环中，或单独发生。包括从小吵小闹到大打出手的各种形式。每个人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配偶是错的，毫无顾虑地指责对方的种种毛病，即便这些“毛病”在以前正是他（她）所喜爱的。冲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依恋，每个人都义愤填膺、气急败坏地告诉对方她（他）是如何破坏依恋以及要改进这种情况需要做些什么。（3）配偶功能转换：这种情况往往是夫妻中有一方首先出现了能力障碍。于是另一方倾向于掌握全局和照顾对方，而另一方成为让步方。照顾方会逐渐扩大照顾的范围，让步方则更加的虚弱。如果时间够长的话，让步方的身体和情绪容易发生障碍，变得无助和放任。照顾方则精疲力竭，不堪重负。这时候容易出现暴力的突然爆发，这可能是在焦虑程度过高以及过于负责的人处于崩溃临界点的时候，也可能是在能力高的人感到没有得到回报或对方背叛了自己的时候，或者是在能力低的人感到自己被压制或被欺骗的时候。（4）两个关系系统扩展为三人关系系统。这种过程其实就是三角化（triangulation）。父母的焦虑的焦点转移到某个孩子身上。问题往往始于妈妈，她强烈地认同孩子，把自己的焦虑归结为对孩子的关心。父亲这时候或者是忍受这种忧虑，或者把母子送到精神病院。这样使自己从夫妻俩逐渐增加的焦虑中相对得到解脱。通常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平静的，而孩子经常发生的精神病症状似乎是要证明父母对自己的关心程度。
Bowen认为，这些症状是条件适宜时就会自动出现的心理机制，症状起到了吸收、调控和解决一定程度的焦虑和释放情绪系统中多余焦虑的作用。系统中一小部分被损害，但却防止了对系统中焦虑最小的那一部分的损害，所以症状其实是起到了为此家庭整体功能的作用。症状存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焦虑的性质和程度。所有家庭最终都会出现症状，只不过是数量、时间、程度有些不同罢了。
当儿童在进入家庭接受了太多的压力时，他们就会试图和家庭分离，这就是Bowen说的情绪割离（emotionalcutoff）。青少年会离开家庭，去上大学或者跑掉。年纪小一些的儿童则会在情绪上和家庭分离。他们和父母的接触变得简单和表面化。一般来说，焦虑的水平越高，情绪依赖性越强，儿童越容易产生情绪割离。情绪割离是极端的情感疏远，这种割离可以是现实的距离也可以是内心的甚至是生理机制以避免与他人接触。一个从小用情绪割离来解决对父母依恋的人也可能用割离来解决对配偶的强烈依恋。不仅如此，这个分化水平低的孩子成人后会找和他分化力相近的人互相结婚，把压力和分化力的缺乏也投射给下一代。所以Bowen在做家庭治疗时不仅关注现在的家庭，还注意他们的祖辈。这就是多代传递过程（multigenerationaltransmission），指祖父母、曾祖父母等对一个家庭的心理病理有影响。同时，年长的兄姐对弟妹会有影响。夫妻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对他们做父母的方式有影响。但Bowen更重视一个人在兄弟姐妹中的行为方式，他认为这将影响到他如何做父母。(Sharf , 1996)
Bowen也把他的家庭系统观推广到社会，正如家庭可以走向非分化化也可以个性化，社会也一样。如果一个社会面临压力，它也容易更非分化化。压力的例子有叛乱、饥荒和人口增加。领导和政治家在作决定时应该分化情绪和理智，而不应该仅仅感情用事。
Bowen的理论把家庭的问题扩展到跨代。他的兴趣是研究一个人的人格如何影响家庭成员。他特别重视人的分化感受和理智的能力，以及一个人的能力对其他人的影响。
2.1.2 代际治疗的治疗策略
代际治疗的治疗目标在于去三角化，提高个体和家庭的自我分化水平。Bowen认为，家庭中任何症状都是其成员的分化水平与特定时期的焦虑相互作用的产物。症状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状态，它由家庭的历史演变和家庭必须适应的挑战所决定。症状是一种心理机制，一种保护性设施，起到了抵消情绪系统的焦虑的作用。一个症状的背后实际上是被约束的、定量的焦虑，围绕着症状，人们可以假设各种不同的情境和角色。
许多治疗最后观察到的所谓“改变”不过系统的一种简单变化罢了，改变的过程反映了系统中焦虑的起伏。症状可能出现、消失、再现，他们仅仅反映了焦虑的程度。而传统的以个人的感觉好坏来衡量改变的效果的做法，则是含混不清的。在家庭系统中，通过三角化运动和情绪系统中的焦虑的扩散，一个人的感觉良好可能会造成另一个人的忧郁甚至是伤害。
所以说，实际上家庭中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症状有预防的功能。只要症状有规律或吸收了家庭中过量的焦虑，家庭中其他人就可以摆脱症状而变得有力。但是，当一个症状变得严重的时候，它能使焦虑程度进一步增强，这时便会出现一个附加症状，这是一个更容易受焦虑影响的症状。无论症状是消失还是再现，家庭的基本弱点并没有得到改变。
由此，Bowen的治疗重点在于过去的一代对现在家庭功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观察同家庭成员的分化力和三角关系有关的家庭动力学问题。他帮助家庭降低压力水平，设法帮助家庭成员增加分化力并同时满足自己和别人的需要。
Bowen认为，代际治疗的治疗师要客观化和中立化，不偏向任何一方。最重要的是，治疗师要有很高的分化水平，要思考问题而不是“感觉”问题，要避免卷入家庭三角。治疗师就像是运动场上的教练，他只负责营造气氛，使每个运动员能够发挥到最佳水平，而不是加入球队打球。代际治疗的治疗师如果对自己家庭的三角化过程、未解决的情绪依恋、情绪割离、家庭投射过程、多代传递过程没有足够的分辨和领悟的话，这位治疗师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焦虑带到治疗中，他会显得过度负责任，全心全意地投入家庭过程，成为情绪系统的一部分，结果是让家庭幼稚化，而自己耗尽（burn-out）。代际治疗的治疗师的人格的作用远大于任何技术，以至于治疗师被看作是治疗的最基本的工具和技术。( Bowen, 1978)
在代际治疗中，治疗师关注的是家庭的过程，而不是每个人说了些什么。治疗师常思考的问题是：这个家庭哪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症状？哪些过程可以运用理论进行解释？哪些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问题增加了这个家庭的焦虑？三角关系是怎样构成、怎样起作用的？他们近来又是怎样活动的？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反应是怎样的？每个人在其他人的情绪反应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Bowen的治疗中，在治疗前有一个评估，可以是和家庭成员的任何一种接触。如果某一个家庭成员愿意分化自己的感受和理智，而不是责备其他成员，那么和他一个人接触也足以进行评估性的访谈。做家族史时，Bowen关注家庭三角关系和家庭成员的分化水平；关注家庭成员们如何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病人身上；关注病人对家庭的反应，以及家庭中的关系，如兄弟姐妹的排行，父母在原来的家庭中的关系。并用家谱图作辅助。这种探查往往是从配偶的基本经历开始，包括各方面的信息。如出生时间、地点、学历和工作史，目前的工作状况、健康史、死亡原因及时间，子女和延伸家庭的这方面的信息。夫妻之间是如何相识相遇的？何时决定结婚的？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决定？他们怎样重拾恋爱时的回忆？那一时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人们对他们的反应如何？一些细节也应该注意，如婚后住在什么地方？搬家的情况？怀孕、流产、生育的信息。( Bowen ,1966)
代际治疗的治疗师在治疗中的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
（1）解释和澄清配偶之间的情感过程：Bowen谈到，“大部分夫妻都是感情世界的俘虏，为对方的情结所束缚，而没有去真正了解对方。在求爱期，大部分夫妻可以使他们成人生活的关系极为开放。婚后，每个人都开始迅速了解使对方焦虑的问题。当对方焦虑时，为避免自己的不适，双方都避免焦虑的问题，于是，婚姻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就成了讨论的禁忌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多数婚姻中，这是一种沟通的失败。”治疗师应该通过提问或解释的方式来澄清双方交流中的信息和情况的反馈过程。治疗师要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使每个人的反应如此强烈？他们每个人是什么样的？对于另外一个人究竟是什么刺激使他发生了这个反应？什么原因是那个人变得如此特殊以至于她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其他人？例如，当有一个人情绪激动时，治疗师可以问另外一方是否注意到了对方情绪的改变，这是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常见？这种反应在解决困境，与人沟通等方面的效果如何？
（2）使自己保持在情绪三角过程之外：当治疗师见到夫妻双方时，治疗师就变成了包括这对夫妻在内的三角关系的一个成分。治疗师一方面要同时和双方保持情感上的接触（共情），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保持情绪的中立。Bowen通过临床经验得出结论，“如果两个人都同第三者保持情绪的接触，而那个人又能灵活地与这两个人联系而不偏袒任何一方，那么这两个人的冲突就会自动解决。”
（3）讲授情绪系统的功能：任何临床工作都有解释、说教的部分。代际治疗师有时也结合家庭系谱图进行解释。但解释时要注意避免受焦虑的影响，主要是两方面的焦虑，，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但家庭中焦虑过高的时候，治疗师的解释可能被歪曲，被认为是批评，从而使解释无效。
（4）在治疗过程中证明自我分化：治疗师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保持一个“我位置”（ I position）,及冷静地坚持自己的观念，并采取行动，不对别人的信仰挑毛病，不卷入情绪性争论，这样，家庭中其他成员也会开始同样的过程。治疗师明确向这个家庭确定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家庭成员也就会比较容易地确定自己。
在代际治疗中，治疗师往往会找到分化程度最高的那个人对他进行干预，通过它来带动其他人。
2.2 Ivan Boszormenyi-Nagy的语境治疗
Ivan Boszormenyi-Nagy的治疗方式又被称为“语境家庭治疗”（contextual familytherapy）。
他的治疗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1 家族是一个连续体，家族传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既影响到人际关系，又影响到个人的内心世界；2治疗师不应该仅仅注意孤立的个人，而是应该注意语境中的个人，人们不像我们所幻想的那样非黑即白，而是由语境决定的，人们出生的家庭环境赋予他们传统（heritage）,在这种传统中，人们能做到最好。
Nagy 认为，“无数先前世代的冲突存在于核心家庭的结构中。”（Boszormenyi-Nagy, I. & Ulrich, D. ，1981）一对夫妻组建家庭时，他们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把过去家族的传统带到了新家庭中，并对此忠诚。Nagy把这称为“无形忠诚”，新家庭里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建立在代代相传的无形忠诚的基础上的。代代相传的无形忠诚的基础上的。无形忠诚是无意识的，对夫妻、夫妻双方来源的家族都是一种束缚(Boszormenyi-Nagy, I. & Spark , G. , 1973)
Nagy 指出，在每个家庭的人际交流中，都有一本记录负债和权利的帐 ( a ledger ofindebtedness andentitlements)，这本帐中有两个伦理部分：第一个部分被称作“遗产”（legacy），这是由我们的出生和社会化过程形成的帐，遗产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命”，它决定了一个人在新家庭中的角色，而这种持续的、条规化的角色是从这个人来源的家庭中获得的；而一个人还清这笔遗产帐的方式可能仅仅是他在来源家庭中学会的那些方式，比如说，被殴打的孩子以后可能会殴打他自己的孩子。遗产的第二个伦理成分是根据是否“为别人的福利做出贡献”的原则对个人做出的累计功过纪录。每个人都带着家庭的帐生活，不可能完全重新开始，实际上，试图重新开始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帐中出现了负债和权利的失衡，但平衡的帐让人们能自由地组建新家庭，而不必背上忠诚的负担。（Dorothy Stroh Becvar & Raphale J. Becvar，1988）
Nagy认为，关系伦理中有两个方面式最基本的。一是“平等”（fairness）。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关系应该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在对每个人都平等的语境中，每个人都有权要求自己的福利被考虑和被尊重。如果一对新夫妻在他们来源的家庭中体验到了足够的公平。他们带到新家庭中的帐就是收支平衡的。关系伦理中另一个重要的特质是“信赖”（trustworthy）。人际间的信赖感是家庭的基石，只有当家庭能面对负债和权利的帐并能有效地处理这些帐目时，家庭中才会有信赖感。
家里人获利的同时也负债，而这笔债只能返还给拥有债权的人。所以说，关系伦理中不可能像经济领域那样存在其他的替代还债形式或债权转让。这在语境家庭治疗的理论中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一对新夫妻对各自的来源家庭负有债务，而来源家庭企图对夫妻双方同时收债或夫妻中任何一方企图为对方还债就是不公平的，而且这还会造成家庭负债和权利的帐的不平衡。（Boszormenyi-Nagy, I. ，1966）
Boszormenyi-Nagy &Ulrich发现家里人对负债和权利的关系平衡的看法有很高的主观性，“没有任何家庭成员能单独决定帐是否平衡”。（Boszormenyi-Nagy, I.&Ulrich, D. ，1981）这就需要家庭中通过讨论达成客观的账目平衡和公正。
语境家庭治疗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亲子关系被认为是不均衡的。小孩子天生就是得到的权利多于债务，这种不平衡是必要的，而父母在孩子早年的责任之一就是不求回报。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权利和负债之间的伦理平衡也就越来越重要了。然而，如果父母希望在童年期的付出让孩子在青春期回报的话就会造成问题。青少年维持权利和债务帐平衡的能力是随着年龄增长和让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青少年负的债超过了他们年龄的承受能力，就会阻碍他们的发展。也会损害他们对家庭的信赖感。而信赖是与负债和权利的帐有关的。(Boszormenyi-Nagy, I. & Framo ,J.1965)这样一来，症状性行为就可能成为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帐，而从此代代下传，成为遗产。
Nagy认为，家庭中最有问题的事情是父母中的一方要求孩子对自己的忠诚超过对另一方的忠诚，他把这称为“分裂的孝顺性忠诚”（split filialloyalty）(Boszormenyi-Nagy, I. ,1962).。如妈妈对孩子数落父亲的不好。较严重的分裂的孝顺性忠诚的形式是，夫妻中一方和她的父母联合起来拉拢孩子一起反对另一方。而孩子这时候可能会采取“我不关心”的态度来平衡忠诚。而这种“我不关心”的态度又会变成孩子长大后的遗产，带到新的家庭中。（Boszormenyi-Nagy, I.& Spark , G. , 1972）孝顺性忠诚是一种隐形遗产，很常见，是关系动力的核心。
Nagy用“循环板”（revolvingslate）这个术语来描述人们对遗产的态度，许多人都试图反抗自己的遗产，但实际上，他们还是被大量的无意识的遗产所束缚。人只有遵从这些遗产的安排，才不会感到焦虑和内疚，因为这是忠诚的，而如果一个人找了和自己父母截然不同的配偶，就违反了孝顺性忠诚，这会让他们感到内疚。所以他们机会周而复始地重复上一代的家庭模式，并一代代往下传，这就是“循环板”，它是功能不良的家庭的核心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的理论，Nagy 提出了他的功能良好家庭的标准：这就是平等、灵活、多方面都考虑到，不平衡的时候能够进行协商，家庭帐能平衡，忠诚能有适当程度的改变，能意识到并讨论家庭的生命循环等等。
语境家庭治疗的理想治疗目标是在治疗过程中，家庭成员能够从彼此那里得到信任并让别人能信赖自己，对彼此真诚的交流，从而形成诚恳、负责、平等的关系。
治疗师有责任让每个人都能从多角度理解其他人的观点。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学会抛弃自己对别人的先入之见，开放地和别人交流。(Boszormenyi-Nagy, I. , 1976)
治疗师要鼓励家庭成员探索新的家庭规则的组合，即便有些建议没有得到接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治疗开始的时候，治疗师可以显得比较温和、对探索多角度观念充满兴趣。但是，一旦信任建立之后，治疗师应该加强一些对抗性。治疗师应该坚持语境治疗的基本原则，这会让咨客们显得主动一些。接着，咨客们就会看到重新安排和组合家庭的价值所在。
语境治疗没有时间的限制，治疗可以持续几周或者一、两年。家庭设置他们达到重组的步速。理想的治疗结束的时候，家庭应该是开始建立起信赖感，并重新平衡关系，但结束的时间应该由家庭做出。有些家庭会在症状消失的时候结束治疗，但有些家庭在症状消失后还会继续治疗。
语境治疗的理论倾向于关注家庭中孩子的未来的家庭。这意味着理想的治疗效果是让家庭中储存一种能平衡个人和他人利益的系统。也就是说，重组是让下一代的家庭有不同的忠诚、遗产和帐。
治疗师倾向让孩子参加治疗，即便这个治疗的焦点是婚姻问题。而且，治疗师要明确表示出孩子必须参加治疗的期望。治疗师要带到治疗中的伦理原则是孩子和孩子的为出生的孩子的利益是得到优先考虑的。
从语境治疗的观点来看，个人治疗和家庭治疗的矛盾是不存在的，因为个人治疗也在家庭治疗的框架之内，无论面对是一个咨客还是一个家庭，治疗师的任务都是提供多角度的视野。
而治疗师的态度并不是不偏不倚的，他本人也是多角度的一角，因为他倾向多角度的看待问题，但在他的治疗态度上，他对家庭的每个成员都给与同等程度的“共情”（empathy）。
治疗师并不担任重新结构家庭的角色，也不会做“重建”（reframe）。因为重建是把人放在了什么都好的聚光灯下，其实也是一种先入之见。治疗师试图让家里人从别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并能体验别人受到的伤害等等。
在语境治疗中，阻抗也不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阻抗。阻抗的存在是隐形忠诚、遗产和分裂的孝顺性忠诚的影响。治疗师把阻抗看作伦理事件，治疗师通过自己的多角度立场来支持咨客并指引咨客面对这些事件。焦虑是正常的并受到期待的，人们出现焦虑是他们要建立起信赖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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