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心理学的问题。我讲的话中有一句是说心理学是重要的。他即插话说，“是很重要的”。他的确很重视心理学。但党内有些同志似乎就不大了解心理学。那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内有一个心理学专业和南京大学理学院的一个心理学系，而领导部门却认为还太多，要把二者合并起来。我表示不以为然，觉得北并南或南并北都不妥。因此，一时没有作出决定。后来，南京大学党的领导人又别出心裁，以便于领导为理由，把几个系两两相并，如把天文与数学并在一起，气象与地理并在一起，自然也更有理由把心理学系和生物学系并在一起。作为校长，我没能坚决表示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大错。我倒曾想到把历史较久基础较好的生物学系分为植物学和动物学两个系。这说明从事心理学工作，尤其想使它有所发展的人，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处境也并不是一点艰难也没有了。
十年自强
这里的自强是自力更生的意思。要做成什么事，总得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别人的帮助总只能是次要的，并且也不宜太多。要发展我国的心理学以适合于我国自己的需要，也是如此。我国过去六七十年的心理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其主要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依赖外国之心太重。我自己也曾有这个毛病。到了1960年前后，我才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了稍许明确的认识。50年代末，北京心理学界兴起了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的辩论。有的人认为心理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有的人认为心理学是一种自然科学。这原是国外心理学者已有的两种不同的看法，至今还是如此。经过分析考虑，我在一次发言中提出心理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性质，是一种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具有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这一看法为较多的人所接受，后来逐渐成为我国心理学界大多数人的看法。由此可见，对心理学上已有的一些看法，我们是可以经过研究而改变，确实没有必要墨守成规。1963年春，我患了急性心肌梗塞症，几濒于危，住了一年多的医院。病势稳定以后，头脑清醒，无事能做，就思考思考心理学中一些主要的问题。第一个我认为有了突破的问题是意向和认识（即行和知）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我得到的结论是：认识是意向主导之下的认识，意向是认识指引之下的意向。还有一些别的思考结果，但没有纸笔能记录，只能默志下来。出院不久，就把医院中思考所得简要地分条记录在一个本子上，并继续思考，继续记录，一年多的时间共记了两百多条，名之为“简札”。接着就来了十年动乱。心理学也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而遭到彻底摧毁之祸。个人的遭遇不必说了。为了免于遭灾引祸，同时其中也有一部分写得不满意，就把那个本子付之一炬。但过了不到一年，我偷偷摸摸又把它们重新写起来。这次是用活页纸写的，为的是把写得不好的重写，也为了便于携带可随时随地写。有时在被批斗回家后就写，有时在写交代材料时插进来写。到了后期，情况松了一些，写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写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自己平常所想到的问题，扩大到阅读手头残存的和可以找到的有限的书本和资料所发现的问题和自己所获得的见解，并且也扩大到我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有关心理学的言论。到“四人帮”垮台，我共写了五百多条，此后又补写了十几条共520条，分为20卷，告一段落。这项工作是努力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来进行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一直有许多机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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