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有这样一则新闻，一项小学生作文竞赛中，不少孩子笔下的妈妈不再“伟大”、“慈爱”，而是成了“变色龙”、“母老虎”、“河东狮吼”……当时就有专家指出，望子成龙心态是造成母亲焦虑现象的元凶，也正因为此母亲正在成为社会和家庭矛盾的焦点。
当时间来到2010年，我们发现，母亲的焦虑远远不止这么一丁点。幼儿园小朋友的母亲焦虑孩子会不会被拐骗、被绑架、被反社会人士莫名其妙地砍杀;小学生的妈妈担心孩子被绑架甚至撕票;初中生的妈妈焦虑孩子会不会承受力太弱、会不会一个不高兴就玩一把自杀或者被牵涉进艳照风波;剩女的母亲焦虑年过30的女儿万一真的一辈子嫁不出去，还会不会像现在这般没心没肺……
母亲从局部焦虑转向全面焦虑
关于母亲焦虑的表现，几乎每个人都不缺乏深刻认知。母亲属于这么一种人，她们———往往跟父亲相反———很少掩饰自身的焦虑甚至乐于把这种焦虑表现出来，试图用琐碎的、忧心忡忡的、循环反复的传达方式将某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传染给子女。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转型的加剧，母亲焦虑的次数越来越多。
“假如把时间往前推三四十年，那个年代母亲的焦虑要轻得多。在当时的集体化语境中，每个人都有很强的社会角色，包括孩子也被定义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家庭概念被弱化。孩子不完全属于父母，还属于革命事业，属于接班人。他们今后的成长、工作、住房等等，国家都会承担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几乎被国家所限定，所有的责任并不完全压在父母身上。”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于长江比对当下后指出，随着社会转型及市场化的深入，国家放手，孩子的社会角色被消解，完全归入到父母的名下，“全责”概念持续冲击母亲脆弱的神经。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孙振华也承认，上世纪90年代以前，母亲的焦虑多带有强烈的社会性色彩，重视群体利益，忽略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孩子能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能不能顺利接革命事业的班”，焦虑背后所隐藏的期待也是宏大叙事式的。“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个回归，人们从社会性诉求中解放出来，人的天性、母性得到极大释放。集体性焦虑演化为个体更日常化、伦常化的焦虑，偏偏社会提供的支持包括心理和技术上的支持非常缺乏，家庭往往要扛起养育子女的全部责任，母亲们在焦虑中显得特别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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