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和团体动力的文献中，角色理论对于研究家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角色期望更给复杂的社会现实带来一些规则性。我们常常用单一的角色形容家庭成员（例如妻子或者丈夫），但是我们需要记住一个妻子可能同时也是母亲、朋友、女儿、职业女性。即使现在没有扮演的这些角色，但将来会扮演，于是也很重要。当不幸福的家庭成员陷入少而且固定的角色时，他们患了人际关节炎，这种病足以使得家庭僵化以及新鲜生活萎缩。
虽然角色固定化会让团体（家庭）生活的可能性萎缩，但如果要求团体成员承担过多的角色，他们也会负担过重（Sherif，1948）。在家庭的潜在角色中，例如父母、管家、挣钱养家者、厨师、司机，这些角色可以分工———一个挣钱养家，一个做饭打扫，或者是共同分担———都外出工作并分担家务。但是有时候妻子一方可能会遇到角色冲突，如果她必须要在留下与同事开会到半夜与回家做饭、驾车送孩子去练习橄榄球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即使她有丈夫，但他却不扮演那些角色。
在大多数团体中，角色都会变得程式化，于是就有了团体成员的角色行为模式。Virginia Satir（1972）在她的《家庭塑造人》（Peoplemaking）一书中将家庭角色描述为“讨好者（the placator）”或是“指责者”等。你可能意识到在你成长的家庭中，你扮演了一个既定的角色。可能你是“大人的小帮手”“安静的”“搞笑的”“顾问”“反叛的”“成功的孩子”。问题在于，这样的角色一旦学会，就很难摆脱。对于“小帮手”来说，你总要负责完成别人交代的任务并耐心地期待肯定，但这一套在职场上可能不能奏效，因为那里需要更加决断的行为。
有一点使得角色理论对于理解家庭更加有用，因为角色倾向于相互的或者互补的。例如，一个女人比她的男友稍微想多一点时间在一起。或许，按照他的惯例，他会一个星期打两次电话。但如果她一个星期打三次电话，他可能会不想接电话。如果他们的关系发展下去，这种模式就会越演越烈，她可能永远是追逐者，他则会是疏离者。或者我们举一对父母的例子，这两个人都希望孩子们有良好的餐桌礼仪。父亲没什么耐心，他总是在孩子们开始吵闹后的十秒钟就要让他们安静，母亲或许会等半分钟。但是如果总是他先开口，她就没有机会出声。长此以往，这对父母就会演化成两个极端：严父慈母。使得这个互补的角色抵制改变的关键在于：角色是相互强化的，每个人都在期待对方改变。
精神分析团体治疗师认为：团体是家庭的再创造，治疗师好像是父母，团体成员好像是兄弟姐妹。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分析团体治疗变成了家庭治疗的原型，将团体视为人造的家庭。分析团体治疗运用挫败的、无组织的设计以唤起原来家庭团体中潜在的、无意识的冲突，并复活家庭中的问题。团体成员的基本动机被认为是爱与恨、痛苦与喜悦、超我的责难以及原始冲动的要求。需要留意的是重点依然在个体上，而不是将团体视为一个整体。
在Foulkes、Bion、Ezriel、Anthony于英国发展出来的团体动力取向中，焦点从个人转向了团体本身，并将其视为卓越的本体且有它内在的法则。这些治疗师研究团体动力不仅因为它揭示了个体的特征，而且因为它发掘了所有团体成员类似的主题和动力。这个团体过程（groupprocess）被认为是社会互动的基本特征和其改变的主要工具。与精神分析团体治疗不同的还有存在主义模式。存在主义团体治疗开创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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