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师和研究者开始关注到源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家庭是怎样在适应严重的威胁、危机和重大生活变故的压力时获得一种积极发挥其功能的方式(McCubbin,Mc-Cubbin & Thompson,1993;McCubbin,Thompson,Thompson & Fromer, 1998;Walsh,1998)。今天大部分研究是建立在儿童能力和弹性的发展的基础上的(Haggerty, Sherrod, Garmezy & Rutter, 1994)。更特殊的是,一些调查者想搞清楚年幼儿童是怎样从学前阶段开始克服逆境并获得满意发展结果的。在诸如战争、与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父母一起生活、家庭暴力、贫困、自然灾害,以及类似的高压和高风险等各种情况下,个体的弹性已经广泛研究(Mastenh & Coatsworth,1998)。城里生活的多重困难——物质滥用、菅养不良、不合格的学校教育、贫困的单亲家庭生活以及继后的教育弹性已经被探索研究(Wang & Gordon,1994)。研究结果表明在显示儿童的这些品质和在儿童不幸经历的过程中或之后增进儿童更好地适应心理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他们包括有助于提升适应顺境的能力的那些相同的个体、家庭和相关的社会背景(良好的智力功能、自我调节、与富于关爱之心的父母之类的角色的亲密关系、社会经济的有利条件、与家庭以外的亲社会的成人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指出了在早期生活中建立一个良好开端的重要性,强调了亲子关系对发展儿童在日常生活以及高压情况下的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所有的家庭在其生命周期中都会遇到挑战;有些是能预料到的压力(如退休、离婚或再婚等这些潜在危机),而有的则是突如其来的(如突然失业、家庭至亲的意外死亡,恐怖性攻击的威胁)。在家庭研究者P.鲍斯(Pauline Boss,2000)所描述的双相疾病(ambiguousloss)过程中,家庭历经巨大的不确定性或“惊骇”,典型的有两种:某个家庭成员躯体痛痰但意识犹存(MIAs,躯体动作丧失,但躯体本身死活不知道)或者意识丧失但躯体功能完好(患有老年性痴呆的父母亲)。相应地,家庭可能经历长期的悲伤,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或者在否认疾病与哀伤之间情感起伏不定,并且最终可能滑向失望、焦虑或家庭冲突中。
一个家庭怎样组织它自己、怎样保持凝聚力、它交流开放的程度、以及怎样共同解决问题对付威胁等,将在很大程度上预示该家庭的修复能力。一套确信的信念系统将有助于这一过程。朋友、扩展家庭、神职人员、邻居、雇主、同事的支持和可利用的社区资源通常都有助于家庭的修复。
正如卡柏尔(Karpel,1986)所强调的,即使是混乱的、无组织的、虐待的、问题多多的家庭都有自己的资源。在这里,他指出了家庭给成员提供了归属感、亲密感、支持感和意义感。对贫困家庭而言,其成员尤其需要感到自我的价值、尊严和目标。如果他们感到自己对生活的控制感而不视自己为社会忽视的无助的黑羊,那他们的适应力就会得到增强(Aponte,1994a;1999)。
一般而言,哪些因素可以增大家庭的弹性呢?哥登伯格夫妇(Goldenberg & Goldenberg,2002)指出:
所有的家庭都有增进弹性的潜在资源。传统的家庭通常是根据某些代际展级的形式组织的,那些较具弹性的家庭能够平衡代际连续性和变化性,在维系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时既不沉溺其中又不一刀两断。交流轻松而清楚也是这类家庭的特征;家庭对其成员的角色身份和关系的期望清晰明了。无论什么类激的家庭形式——未娘母亲、继父、双职工父母或祖父母主导的家庭——有弹性的家庭都尊重个体差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