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情結
作者：宋卓琦 居善醫院
簡評者：
周仁宇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劉佳昌、蔡榮裕 松德院區
(上)
佛洛伊德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一文中論述Gustave Le Bon的「大眾心理學」時，討論對於權威的渴望服從與無法忍受，所引發的現象。佛洛伊德認為小時候的原初自戀，在接觸環境之後漸漸對自己不滿意，而對周圍的客體產生『理想化』，並且對自己有『自我理想』的期望。然而，自我理想會對自我產生限制，所以對於權威會渴望服從又無法忍受。這兩者的擺盪關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群體的不穩定。
Winnicott認為，攻擊與自發性息息相關。嬰兒在生命最早期時，還沒有能力做因果聯結時，他的攻擊等同是活動，例如在子宮內踢腳，只是滿足了本我的衝動，也是在對環境做接觸，提供了自我的存在感，還沒有能力承擔責任或感到罪惡，而且還是愛的一部分。這攻擊的本能，需要有一個可供對抗的外在客體，才會產生真實自我的存在感，所以不是只需要一位滿意的客體。所謂病態的內向，是把關係分裂為二，壞的關係被投射在外界，好的關係集中在內心想像世界，所以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當這種孩子在從這種分裂中恢復時，他會開始對他感到充滿迫害的外界表現得有攻擊性，但這時若管教失當，會令他又縮回自己內向的世界中了。
孩子小的時候希望自己有全知全能的父母，可以依靠、崇拜、予取予求，但若成長過程中始終無法超越父母成就時，自信總是有缺憾。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常需要為反對而反對，否定父母或師長的權威，然後才會開始承擔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
E. S. Person提出人們糾結於服從與反抗的衝突中，為了尋求超越，採取三種策略：一、掌握神格：人類生命中無可避免的，是虛弱無助的感覺，來源不只是在童年時必須要依賴，還有人體功能的限制，以及關係中權力的不平衡、被虐待的經驗、無法決定環境及命運、存在的寂寞感、終究會死亡的事實。為了對抗這令人虛弱無助的感覺，人類自古以來就會拜神，並在神話中創造具有神格的人類或半人半神。至於現代，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人類鄙棄宗教，轉而崇拜知識的力量，認為知識可以無限擴展人的想像與自由，追求成為強勢的權威，科技可以改造自然與扭轉命運。但知識和宗教一樣，極端的時候也會變成雙面刃，它會點燃人的自大狂妄，令人產生錯覺，以為一切操之在己，可以征服一切，不容許別人質疑或反抗，這樣的結果遲早還是會導致腐敗或毀滅。
二、服從上帝：許多人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掌握神格，經由虔誠地服從宗教神祉，尋求安全與救贖，放下個人的野心，承認自己的不足與罪惡，把謙虛與服從視為理想與美德。在極端的狀況，人放棄反抗，只有服從時，會寧可放棄選擇的自由，期待宗教帶來奇蹟、神秘、與權威。這種人可能賦予領導者極大的權力來統治、操縱、侵略。
三、教父幻想：教父是世俗版本的神格。為了確保財富、知識、或權力，人們會渴望追隨英雄、大師、教父或教母。這種人會在大家『理想化』的需要中產生，也必須要有能力製造權威、奇蹟與神秘，例如極權主義的領導者、商業鉅子、XX學之父。這種渴望的內心深處，也埋藏著慾望，想要藉著追隨而分得一杯羹，甚至將來可望有一天換成自己來當那教父（母）。
十字軍東征，是藉著服從一種宗教的名義，來爭討侵略屠殺不服從的異教徒。中國的共產主義藉著反抗原有的社會制度而號召大眾，大眾最後卻完全服從另一種號召『文化大革命』而進行屠殺。人類歷史中，以意識形態為名所造成的屠殺，遠超過因其他犯罪或過失所造成的死亡。這種現象出現在政治、經濟、及心理都有。
S. Milgram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個很有名的、關於服從權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共犯心態。他以1小時4美金的代價徵志願者參與有關記憶的研究，讓志願者抽籤當「老師」或「學習者」，但實際上兩支籤都是「老師」，志願者一定會當老師，「學習者」其實是與實驗主持人同謀的演員。老師與學習者被實驗者帶到由一道牆分隔的兩個房間，老師須先把電線固定在學習者的手腳上，然後到隔壁的房間關上門，彼此看不到但可以聽到對方，實驗主持人則坐在老師的背後。老師要把一張文字配對的列表，一一唸給學習者聽，然後再開始考試，方式是唸每一文字配對的第一個字，再唸4個答案，學習者要回答哪一個是配對的第二個字。學習者若答錯了，老師就要按一次電擊傳到學習者的手腳，強度由15伏特開始，每錯一次，就再增加15伏特，直到加到最大的450伏特。若答對了，才能進展到下一題。實驗設計令老師相信學習者真的被電到了，但實際上只有音效。當電壓增加到150伏特起，演員會開始呻吟，隨電壓增加還會哀嚎並有撞在分隔牆的聲音，老師在此時常會表達遲疑及擔心，而實驗者只會平淡地指示繼續。若老師問學習者是否會因此受傷，實驗者一率回答說可能會痛，但不會造成永久傷害。若老師說學習者顯然想要停止，實驗者只答說：無論學習者喜不喜歡，你必須繼續直到學習者全部學習正確為止。
在做實驗前，Milgram先向學生及同事調查，大家預測有多少比例的實驗對象會按到最大的電壓？預測的比例是1.2％。但實驗結果竟是65％！這實驗一再被學術界以及媒體重做，在不同地區或國度，例如2008年英國的BBC，2010年的法國公視，2011年美國的Discovery頻道，都還在報導最新做出差不多、甚至80％的結果，即使現代的西方教育從小就鼓勵獨立思考。Milgram認為服從權威會令我們的責任感受到抑制或消失，當人們在階級權力的結構中，自我控制的機制會被抑制，並向較高的階層退讓。
類似的實驗是心理學教授P. Zimbardo於1971年在史丹福大學所做的監獄實驗。他以一天美金15元的酬勞，徵求男學生志願參加，並從中挑選心理上最健康穩定的24人，分別扮演獄卒與囚犯，以研究二者之間衝突的原因，他自己則扮演典獄長。這研究本來預計要做14天，但他自己以及扮演獄卒的人，都超乎預期地投入他們被賦予的極權角色，用種種非肢體暴力的方式展現他們的統治，例如關禁閉暗房、強迫數數、罰做操、不准大小便、不准清潔便桶、沒收床墊、脫光衣服等等。結果有5位囚犯提早退出實驗，其他囚犯則內化了受虐角色。然而實驗進行六天就提早中止了，主要因為一位觀察訪談的女研究生質疑其道德性，而她也是50多位觀察者中唯一一位提出質疑的。她的反應與眾不同，是否與她當時正與這位實驗主持人交往有關？愛情與權威的關係又是另一個話題了。2004年美國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以虐待囚犯作樂的事件爆發，令人聯想到這實驗，Zimbardo認為這不是少數壞蘋果的問題，而是人性在系統中出現的問題。
筆者認為，其實會去參與實驗的人，就已是某一類型的人：他們願意服從、也預期應該服從，不論是服從擔任服從的角色，或服從擔任有權施虐的角色，否則怎會自願去參加呢？而另有一種人，無論酬勞或獎金多高，也不會想要乖乖當實驗品。
精神分析的治療關係中，分析師的權威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古典精神分析師的中立態度、以專業知識做詮釋、保持空白螢幕，是被人際互動學派治療師批評為權威姿態的部份。Kernberg認為應區分權威（authority）與獨裁（authoritarianism）：權威是適當的權力，強調功能性與合法性，運用在領導與做決定，若沒有權威，會導致無能、癱瘓、混亂；而獨裁則相反，是濫用權力。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尊敬與費用呢？技術性的中立態度（technical neutrality）並不是冷漠，而是客觀的關切，對於病人心中矛盾的兩極保持一樣的距離，對於病人的超我、自我、本我與現實，亦保持一樣的距離。如果分析師過度擔心自己的權威，認為病人無法承受權威以及與自己不同的論點，可能會陷入受虐式地服從於病人的病態與防衛。Kernberg提出一位對於權威有心結的病人，在移情反應中，一方面一直想解讀分析師心中對他問題的真正想法，誘惑分析師告訴他該怎麼做，一方面指控分析師運用權威要求他不斷用反省來解決問題，抗議分析師嚴守分析關係，認為結束治療擺脫分析師才能解決他的問題。經過分析與詮釋，病人終於領悟父母各以不同方式的獨裁對他所造成的影響。若分析師在衝突時就改採接納與支持的態度，雖然可以帶來暫時的緩解或改善，長遠來說卻會妨礙分析的深度。
分析師要避免濫用權威，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病人身上，抗拒被學派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病人身上，病人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經過長期的分析，分析師的性格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病人，分析師應藉由自己被分析、持續的再教育與督導，把這影響降低，病人終究會把這分析關係好的部份內化昇華。
【參考資料】：
Freud, S. (1921).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I (1920-1922):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65-144。
Person, E.S.（2001）論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五南。
Kernberg, O.F. (1996). The Analyst's Authority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Psychoanal Q., 65:137-157.
Milgram, Stanley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HarperCollins.
Person, E.S. (2001).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The Godfather Fantasy. J. Amer. Psychoanal. Assn., 49:1133-1155.
Winnicott, D.W. (1950). Aggression in relation to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4, pp. 204-218.
Zimbardo P.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www.prisonexp.org/
(下)
周仁宇的簡評：
宋卓琦醫師提出權威作為一個情結的看法。首先，她引用幾個研究指出：人有服從權威的傾向。因為那幾個實驗皆與施虐受虐有關，所以或許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這幾個研究暗示，人有受權威影響而參與施虐受虐的傾向。即使是我們以為應該會獨立思考的人，也無法逃開這個深埋人心的天性。
心理治療的關係裡，自然也受此影響。於是，宋醫師在文末引用 Kernberg 的看法，認為在心理治療中，不可以沒有權威(authority)，但不能有獨裁(authoritarianism)。她說：「權威是適當的權力… 而獨裁則相反，是濫用權力。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尊敬與費用呢？… 分析師要避免濫用權威，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病人身上，抗拒被學派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病人身上，病人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
於是，我們被引到了一個問題上：權威和獨裁要用什麼來區分呢？是施予者的行為或意圖，還是接受者的呢？如果一個治療師將每次治療都結束在固定的時間，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這屬於 Kernberg 定義下的權威。但如果是病人抱怨治療師無能，而治療師告訴病人這是病人把自己的無能投射給治療師，那麼，這是權威還是獨裁呢？而又有誰能做這個評判呢？
這有好幾個可能。第一，治療師完全誤解，完全被自己的憤怒控制了，因此那不是一個詮釋，是把投射認同的理論硬塞給個案，形成了一個施虐受虐的場景。第二，治療師沒有誤解，個案的確在投射，為的是要治療師了解被人看輕是什麼感覺。但治療師只看到了投射，但沒有看到底下的焦慮。所以治療師在清楚地看到病人丟過來的情緒之後，原原本本地把它丟了回去。第三，治療師有理由可以認為這個詮釋能被病人吸收接納，並帶來改變。
同樣的，在病人這一端，也有好幾個可能。第一，病人在溫尼考特所說，崩解或未整合的狀態，無法理解也無法承受任何來自他人的看法。第二，病人了解治療師所說，並且在心裡某個地方也同意，但基於反抗，不得不否認治療師的想法，同時也否認了自己。第三，個案被詮釋深深打動，於是這個理解帶來了改變，而且這不是為了服從權威。第四，個案真的被誤解了，深深地感到難過和失望。第五，個案雖然被誤解，但為了種種原因，相信治療師所說，於是開始以投射認同的框架來理解自己。最後的這一種，被 Antonio Gramsci 稱為霸權 (hegemony)。
如果回到一開始提到的問題：是什麼區分權威和獨裁呢？誰能評判呢？顯然，我們不會有簡單的答案。任何答案都會又落回此答案是權威、獨裁、或霸權的爭論裡。我們只能說，作為學習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療師，我們唯一確定的，是去維護一個架構讓我們能夠繼續在思考和感覺當中不斷反省。
(周仁宇：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13.01-2016.12)
劉佳昌的簡評：
宋醫師提出了權威的議題，做為一個心理情結來加以討論。正如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的標題反映的，源自診療室躺椅的精神分析思想，是有可能延伸到診療室外，成為一種社會心理學的分析，然而社會心理學的分析畢竟不同於臨床的精神分析。同樣的，權威議題的重要性也有不同來源。群體生活及人際互動中，對權威的服從或反抗等現象比比皆是，然而放在政治和社會現象的尺度來看，或許在以自由和人權為主流價值的這個時代，大家對涉及權威的命題還比較容易有共識。然而，一些社會心理學對權威議題研究的發現，當引用到具體而特定的關係時，必需要更加謹慎，例如在親子關係或親密關係，在應用和解讀時更應考慮到個別差異。尤其是在精神分析關係中，牽涉的是移情與反移情的交纏，其中牽動的情感反應往往是非常複雜而又變動不居的。
在精神分析的討論中，權威之所以成為一個議題，通常來自分析師給人的印象。而這又分兩部分，一是個案在分析中對分析師的感覺，二是精神分析師的社會形象。先說前者，精神分析的理論做為一個整體，在學術和文化上留下怎樣的印象，是一個太大的論題，在此只能簡單地說。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精神分析理論確實曾引起學術界好幾波很根本的質疑。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英國大哲Karl Popper曾批評精神分析的命題往往可以以各種方法自圓其說，規避驗證，因此是不可能被否證(falcify)的，因此他稱精神分析是一門偽科學，與占星術並列。他覺得一個不願接受驗證的學說不算是科學，而是教條。如果精神分析學說只是教條，那麼宣揚這些教條的人等於依賴人類的盲從傾向在樹立迷信的權威。
經過許多論辯，Karl Popper的說法已證明經不起檢討，而且他更想批評的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有點被拿來陪祭意味。不過精神分析界或許也應該好好想想，為何會被人拿來與二十世紀最大的獨斷教條之一相提並論。
筆者更在意的，其實是診療室內的權威議題，然而在此也只能簡單討論。或許可以這樣說，分析師的權威表現在「不說話」和「說話」兩方面。不說話，指的是被動等待及沉默聆聽的分析姿態；說話，指的是他的詮釋。而我們知道，這兩者都常被當作反映出分析師的權威態度而招致批評。說得更清楚些，一定程度的專業權威是有必要的，這點毋庸置疑，比較有爭議的是分析師在抱持的分析姿態和做出的詮釋上，否過度權威或濫用了權威而變得獨斷，以及是否因此誘發了個案內心裡(也屬於人性)的服從性，甚至奴性，因而傷害了個案。
筆者認為人的心裡可能都有想要順服的奴性，也都有想宰制別人的權力欲或控制欲，不管你是不是個分析師，然而分析的情境格外容易觸動關係裡的這個層面。若想要做一個分析師，好好了解自己的這個方面當然是必要的，也就是個人分析加上適當的訓練。但更重要的或許是執業後持續地成長，也就是把自己放在專業社群中不斷地有被檢視的機會。否則自然的發展是不利這件事的，因為年齡越長會看來越像個權威，也越沒有人敢挑戰，權威就更有機會淪為獨斷了。
回到日常臨床工作，筆者倒是相信，大多數有心開始學習精神分析的新手，都不是衝著想成為很權威的樣子而走上這條路的。但正因如此，我們更應重視一個常見的現象：為何那麼常聽到個案抱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療師「冷漠」或「高高在上」？同樣地也常聽到治療師的說法太「沒有同理」或太「自以為是」。為何精神分析文獻帶給學習者的印象，和精神分析師樹立的榜樣(真實的或想像的)，展現在新手身上時，卻那麼容易淪為一種過度權威的形象？反倒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真正好的分析師，一個無意識心靈的真正權威，並不會在他的個案面前戴著不合臉的專業面具。但這裡並非在苛責初學者，更多是在省思我們的教學有沒有甚麼問題？
當然，權威議題不是只在分析師這端，限於篇幅，屬於個案那端的(移情的)權威情結，就先擱置不提。
(劉佳昌：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09.01-2012.12)
蔡榮裕的簡評：
感謝宋醫師對這個議題的初步整理，如果先簡單地說，權威(authority)與威權(authoritarianism，宋醫師譯為獨裁) 的分野，也許可說任何專業的存在都需要專業的權威，這種權威當然有社會的建構，而逐步形成，並讓其他人有所認同，缺乏專業權威時這專業是寸步難行，包括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
例如，教授職位在社會建構裡當然比小住院醫師，讓一般人更覺得有專業權威，如果希望個案可以聽進什麼建議，相對於住院醫師，當然教授的話較有權威。若是這樣子，是否要做心理治療，就先做教授呢？也許不必然如此，但是為什麼呢？也許意味著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期待的不只是建議的有效性，還有別的，那是什麼呢？如果是讓對方能夠更自由地發揮創造力，解決生活的問題，或者更有創意，那可能需要別的想法，而不是以建議的有效性做為主要思考。這問題有些大，暫不在此多談。
至於威權，涉及的是權力行使(這只是簡便的說明，學術上需要更多論述。)行使者要的是權力的獲得與感受，並獲得了宰制人與人關係的力量，這當然也會呈現在個案與治療者身上。但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要以威權方式得到專業權威，可能帶來的現象與問題是什麼，那是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要的嗎？更簡要說，所謂以威權方式得到專業權威，最可能的現象與感受，即是流行的說法「官大學問大」。雖然這是負面說法，卻是最容易被認同與實踐的方式，也是做為學習者的我們，最需要思索與想像的課題。那麼，那是當官或是做心理治療呢？也許不是百分百衝突，但有不少有趣問題值得思索。
(蔡榮裕：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05.01-2008.12)
作者：宋卓琦 居善醫院
簡評者：
周仁宇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劉佳昌、蔡榮裕 松德院區
(上)
佛洛伊德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一文中論述Gustave Le Bon的「大眾心理學」時，討論對於權威的渴望服從與無法忍受，所引發的現象。佛洛伊德認為小時候的原初自戀，在接觸環境之後漸漸對自己不滿意，而對周圍的客體產生『理想化』，並且對自己有『自我理想』的期望。然而，自我理想會對自我產生限制，所以對於權威會渴望服從又無法忍受。這兩者的擺盪關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群體的不穩定。
Winnicott認為，攻擊與自發性息息相關。嬰兒在生命最早期時，還沒有能力做因果聯結時，他的攻擊等同是活動，例如在子宮內踢腳，只是滿足了本我的衝動，也是在對環境做接觸，提供了自我的存在感，還沒有能力承擔責任或感到罪惡，而且還是愛的一部分。這攻擊的本能，需要有一個可供對抗的外在客體，才會產生真實自我的存在感，所以不是只需要一位滿意的客體。所謂病態的內向，是把關係分裂為二，壞的關係被投射在外界，好的關係集中在內心想像世界，所以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當這種孩子在從這種分裂中恢復時，他會開始對他感到充滿迫害的外界表現得有攻擊性，但這時若管教失當，會令他又縮回自己內向的世界中了。
孩子小的時候希望自己有全知全能的父母，可以依靠、崇拜、予取予求，但若成長過程中始終無法超越父母成就時，自信總是有缺憾。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常需要為反對而反對，否定父母或師長的權威，然後才會開始承擔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
E. S. Person提出人們糾結於服從與反抗的衝突中，為了尋求超越，採取三種策略：一、掌握神格：人類生命中無可避免的，是虛弱無助的感覺，來源不只是在童年時必須要依賴，還有人體功能的限制，以及關係中權力的不平衡、被虐待的經驗、無法決定環境及命運、存在的寂寞感、終究會死亡的事實。為了對抗這令人虛弱無助的感覺，人類自古以來就會拜神，並在神話中創造具有神格的人類或半人半神。至於現代，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人類鄙棄宗教，轉而崇拜知識的力量，認為知識可以無限擴展人的想像與自由，追求成為強勢的權威，科技可以改造自然與扭轉命運。但知識和宗教一樣，極端的時候也會變成雙面刃，它會點燃人的自大狂妄，令人產生錯覺，以為一切操之在己，可以征服一切，不容許別人質疑或反抗，這樣的結果遲早還是會導致腐敗或毀滅。
二、服從上帝：許多人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掌握神格，經由虔誠地服從宗教神祉，尋求安全與救贖，放下個人的野心，承認自己的不足與罪惡，把謙虛與服從視為理想與美德。在極端的狀況，人放棄反抗，只有服從時，會寧可放棄選擇的自由，期待宗教帶來奇蹟、神秘、與權威。這種人可能賦予領導者極大的權力來統治、操縱、侵略。
三、教父幻想：教父是世俗版本的神格。為了確保財富、知識、或權力，人們會渴望追隨英雄、大師、教父或教母。這種人會在大家『理想化』的需要中產生，也必須要有能力製造權威、奇蹟與神秘，例如極權主義的領導者、商業鉅子、XX學之父。這種渴望的內心深處，也埋藏著慾望，想要藉著追隨而分得一杯羹，甚至將來可望有一天換成自己來當那教父（母）。
十字軍東征，是藉著服從一種宗教的名義，來爭討侵略屠殺不服從的異教徒。中國的共產主義藉著反抗原有的社會制度而號召大眾，大眾最後卻完全服從另一種號召『文化大革命』而進行屠殺。人類歷史中，以意識形態為名所造成的屠殺，遠超過因其他犯罪或過失所造成的死亡。這種現象出現在政治、經濟、及心理都有。
S. Milgram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個很有名的、關於服從權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共犯心態。他以1小時4美金的代價徵志願者參與有關記憶的研究，讓志願者抽籤當「老師」或「學習者」，但實際上兩支籤都是「老師」，志願者一定會當老師，「學習者」其實是與實驗主持人同謀的演員。老師與學習者被實驗者帶到由一道牆分隔的兩個房間，老師須先把電線固定在學習者的手腳上，然後到隔壁的房間關上門，彼此看不到但可以聽到對方，實驗主持人則坐在老師的背後。老師要把一張文字配對的列表，一一唸給學習者聽，然後再開始考試，方式是唸每一文字配對的第一個字，再唸4個答案，學習者要回答哪一個是配對的第二個字。學習者若答錯了，老師就要按一次電擊傳到學習者的手腳，強度由15伏特開始，每錯一次，就再增加15伏特，直到加到最大的450伏特。若答對了，才能進展到下一題。實驗設計令老師相信學習者真的被電到了，但實際上只有音效。當電壓增加到150伏特起，演員會開始呻吟，隨電壓增加還會哀嚎並有撞在分隔牆的聲音，老師在此時常會表達遲疑及擔心，而實驗者只會平淡地指示繼續。若老師問學習者是否會因此受傷，實驗者一率回答說可能會痛，但不會造成永久傷害。若老師說學習者顯然想要停止，實驗者只答說：無論學習者喜不喜歡，你必須繼續直到學習者全部學習正確為止。
在做實驗前，Milgram先向學生及同事調查，大家預測有多少比例的實驗對象會按到最大的電壓？預測的比例是1.2％。但實驗結果竟是65％！這實驗一再被學術界以及媒體重做，在不同地區或國度，例如2008年英國的BBC，2010年的法國公視，2011年美國的Discovery頻道，都還在報導最新做出差不多、甚至80％的結果，即使現代的西方教育從小就鼓勵獨立思考。Milgram認為服從權威會令我們的責任感受到抑制或消失，當人們在階級權力的結構中，自我控制的機制會被抑制，並向較高的階層退讓。
類似的實驗是心理學教授P. Zimbardo於1971年在史丹福大學所做的監獄實驗。他以一天美金15元的酬勞，徵求男學生志願參加，並從中挑選心理上最健康穩定的24人，分別扮演獄卒與囚犯，以研究二者之間衝突的原因，他自己則扮演典獄長。這研究本來預計要做14天，但他自己以及扮演獄卒的人，都超乎預期地投入他們被賦予的極權角色，用種種非肢體暴力的方式展現他們的統治，例如關禁閉暗房、強迫數數、罰做操、不准大小便、不准清潔便桶、沒收床墊、脫光衣服等等。結果有5位囚犯提早退出實驗，其他囚犯則內化了受虐角色。然而實驗進行六天就提早中止了，主要因為一位觀察訪談的女研究生質疑其道德性，而她也是50多位觀察者中唯一一位提出質疑的。她的反應與眾不同，是否與她當時正與這位實驗主持人交往有關？愛情與權威的關係又是另一個話題了。2004年美國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以虐待囚犯作樂的事件爆發，令人聯想到這實驗，Zimbardo認為這不是少數壞蘋果的問題，而是人性在系統中出現的問題。
筆者認為，其實會去參與實驗的人，就已是某一類型的人：他們願意服從、也預期應該服從，不論是服從擔任服從的角色，或服從擔任有權施虐的角色，否則怎會自願去參加呢？而另有一種人，無論酬勞或獎金多高，也不會想要乖乖當實驗品。
精神分析的治療關係中，分析師的權威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古典精神分析師的中立態度、以專業知識做詮釋、保持空白螢幕，是被人際互動學派治療師批評為權威姿態的部份。Kernberg認為應區分權威（authority）與獨裁（authoritarianism）：權威是適當的權力，強調功能性與合法性，運用在領導與做決定，若沒有權威，會導致無能、癱瘓、混亂；而獨裁則相反，是濫用權力。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尊敬與費用呢？技術性的中立態度（technical neutrality）並不是冷漠，而是客觀的關切，對於病人心中矛盾的兩極保持一樣的距離，對於病人的超我、自我、本我與現實，亦保持一樣的距離。如果分析師過度擔心自己的權威，認為病人無法承受權威以及與自己不同的論點，可能會陷入受虐式地服從於病人的病態與防衛。Kernberg提出一位對於權威有心結的病人，在移情反應中，一方面一直想解讀分析師心中對他問題的真正想法，誘惑分析師告訴他該怎麼做，一方面指控分析師運用權威要求他不斷用反省來解決問題，抗議分析師嚴守分析關係，認為結束治療擺脫分析師才能解決他的問題。經過分析與詮釋，病人終於領悟父母各以不同方式的獨裁對他所造成的影響。若分析師在衝突時就改採接納與支持的態度，雖然可以帶來暫時的緩解或改善，長遠來說卻會妨礙分析的深度。
分析師要避免濫用權威，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病人身上，抗拒被學派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病人身上，病人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經過長期的分析，分析師的性格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病人，分析師應藉由自己被分析、持續的再教育與督導，把這影響降低，病人終究會把這分析關係好的部份內化昇華。
【參考資料】：
Freud, S. (1921).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I (1920-1922):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65-144。
Person, E.S.（2001）論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五南。
Kernberg, O.F. (1996). The Analyst's Authority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Psychoanal Q., 65:137-157.
Milgram, Stanley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HarperCollins.
Person, E.S. (2001).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The Godfather Fantasy. J. Amer. Psychoanal. Assn., 49:1133-1155.
Winnicott, D.W. (1950). Aggression in relation to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4, pp. 204-218.
Zimbardo P.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www.prisonexp.org/
(下)
周仁宇的簡評：
宋卓琦醫師提出權威作為一個情結的看法。首先，她引用幾個研究指出：人有服從權威的傾向。因為那幾個實驗皆與施虐受虐有關，所以或許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這幾個研究暗示，人有受權威影響而參與施虐受虐的傾向。即使是我們以為應該會獨立思考的人，也無法逃開這個深埋人心的天性。
心理治療的關係裡，自然也受此影響。於是，宋醫師在文末引用 Kernberg 的看法，認為在心理治療中，不可以沒有權威(authority)，但不能有獨裁(authoritarianism)。她說：「權威是適當的權力… 而獨裁則相反，是濫用權力。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尊敬與費用呢？… 分析師要避免濫用權威，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病人身上，抗拒被學派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病人身上，病人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
於是，我們被引到了一個問題上：權威和獨裁要用什麼來區分呢？是施予者的行為或意圖，還是接受者的呢？如果一個治療師將每次治療都結束在固定的時間，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這屬於 Kernberg 定義下的權威。但如果是病人抱怨治療師無能，而治療師告訴病人這是病人把自己的無能投射給治療師，那麼，這是權威還是獨裁呢？而又有誰能做這個評判呢？
這有好幾個可能。第一，治療師完全誤解，完全被自己的憤怒控制了，因此那不是一個詮釋，是把投射認同的理論硬塞給個案，形成了一個施虐受虐的場景。第二，治療師沒有誤解，個案的確在投射，為的是要治療師了解被人看輕是什麼感覺。但治療師只看到了投射，但沒有看到底下的焦慮。所以治療師在清楚地看到病人丟過來的情緒之後，原原本本地把它丟了回去。第三，治療師有理由可以認為這個詮釋能被病人吸收接納，並帶來改變。
同樣的，在病人這一端，也有好幾個可能。第一，病人在溫尼考特所說，崩解或未整合的狀態，無法理解也無法承受任何來自他人的看法。第二，病人了解治療師所說，並且在心裡某個地方也同意，但基於反抗，不得不否認治療師的想法，同時也否認了自己。第三，個案被詮釋深深打動，於是這個理解帶來了改變，而且這不是為了服從權威。第四，個案真的被誤解了，深深地感到難過和失望。第五，個案雖然被誤解，但為了種種原因，相信治療師所說，於是開始以投射認同的框架來理解自己。最後的這一種，被 Antonio Gramsci 稱為霸權 (hegemony)。
如果回到一開始提到的問題：是什麼區分權威和獨裁呢？誰能評判呢？顯然，我們不會有簡單的答案。任何答案都會又落回此答案是權威、獨裁、或霸權的爭論裡。我們只能說，作為學習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療師，我們唯一確定的，是去維護一個架構讓我們能夠繼續在思考和感覺當中不斷反省。
(周仁宇：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13.01-2016.12)
劉佳昌的簡評：
宋醫師提出了權威的議題，做為一個心理情結來加以討論。正如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的標題反映的，源自診療室躺椅的精神分析思想，是有可能延伸到診療室外，成為一種社會心理學的分析，然而社會心理學的分析畢竟不同於臨床的精神分析。同樣的，權威議題的重要性也有不同來源。群體生活及人際互動中，對權威的服從或反抗等現象比比皆是，然而放在政治和社會現象的尺度來看，或許在以自由和人權為主流價值的這個時代，大家對涉及權威的命題還比較容易有共識。然而，一些社會心理學對權威議題研究的發現，當引用到具體而特定的關係時，必需要更加謹慎，例如在親子關係或親密關係，在應用和解讀時更應考慮到個別差異。尤其是在精神分析關係中，牽涉的是移情與反移情的交纏，其中牽動的情感反應往往是非常複雜而又變動不居的。
在精神分析的討論中，權威之所以成為一個議題，通常來自分析師給人的印象。而這又分兩部分，一是個案在分析中對分析師的感覺，二是精神分析師的社會形象。先說前者，精神分析的理論做為一個整體，在學術和文化上留下怎樣的印象，是一個太大的論題，在此只能簡單地說。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精神分析理論確實曾引起學術界好幾波很根本的質疑。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英國大哲Karl Popper曾批評精神分析的命題往往可以以各種方法自圓其說，規避驗證，因此是不可能被否證(falcify)的，因此他稱精神分析是一門偽科學，與占星術並列。他覺得一個不願接受驗證的學說不算是科學，而是教條。如果精神分析學說只是教條，那麼宣揚這些教條的人等於依賴人類的盲從傾向在樹立迷信的權威。
經過許多論辯，Karl Popper的說法已證明經不起檢討，而且他更想批評的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有點被拿來陪祭意味。不過精神分析界或許也應該好好想想，為何會被人拿來與二十世紀最大的獨斷教條之一相提並論。
筆者更在意的，其實是診療室內的權威議題，然而在此也只能簡單討論。或許可以這樣說，分析師的權威表現在「不說話」和「說話」兩方面。不說話，指的是被動等待及沉默聆聽的分析姿態；說話，指的是他的詮釋。而我們知道，這兩者都常被當作反映出分析師的權威態度而招致批評。說得更清楚些，一定程度的專業權威是有必要的，這點毋庸置疑，比較有爭議的是分析師在抱持的分析姿態和做出的詮釋上，否過度權威或濫用了權威而變得獨斷，以及是否因此誘發了個案內心裡(也屬於人性)的服從性，甚至奴性，因而傷害了個案。
筆者認為人的心裡可能都有想要順服的奴性，也都有想宰制別人的權力欲或控制欲，不管你是不是個分析師，然而分析的情境格外容易觸動關係裡的這個層面。若想要做一個分析師，好好了解自己的這個方面當然是必要的，也就是個人分析加上適當的訓練。但更重要的或許是執業後持續地成長，也就是把自己放在專業社群中不斷地有被檢視的機會。否則自然的發展是不利這件事的，因為年齡越長會看來越像個權威，也越沒有人敢挑戰，權威就更有機會淪為獨斷了。
回到日常臨床工作，筆者倒是相信，大多數有心開始學習精神分析的新手，都不是衝著想成為很權威的樣子而走上這條路的。但正因如此，我們更應重視一個常見的現象：為何那麼常聽到個案抱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療師「冷漠」或「高高在上」？同樣地也常聽到治療師的說法太「沒有同理」或太「自以為是」。為何精神分析文獻帶給學習者的印象，和精神分析師樹立的榜樣(真實的或想像的)，展現在新手身上時，卻那麼容易淪為一種過度權威的形象？反倒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真正好的分析師，一個無意識心靈的真正權威，並不會在他的個案面前戴著不合臉的專業面具。但這裡並非在苛責初學者，更多是在省思我們的教學有沒有甚麼問題？
當然，權威議題不是只在分析師這端，限於篇幅，屬於個案那端的(移情的)權威情結，就先擱置不提。
(劉佳昌：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09.01-2012.12)
蔡榮裕的簡評：
感謝宋醫師對這個議題的初步整理，如果先簡單地說，權威(authority)與威權(authoritarianism，宋醫師譯為獨裁) 的分野，也許可說任何專業的存在都需要專業的權威，這種權威當然有社會的建構，而逐步形成，並讓其他人有所認同，缺乏專業權威時這專業是寸步難行，包括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
例如，教授職位在社會建構裡當然比小住院醫師，讓一般人更覺得有專業權威，如果希望個案可以聽進什麼建議，相對於住院醫師，當然教授的話較有權威。若是這樣子，是否要做心理治療，就先做教授呢？也許不必然如此，但是為什麼呢？也許意味著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期待的不只是建議的有效性，還有別的，那是什麼呢？如果是讓對方能夠更自由地發揮創造力，解決生活的問題，或者更有創意，那可能需要別的想法，而不是以建議的有效性做為主要思考。這問題有些大，暫不在此多談。
至於威權，涉及的是權力行使(這只是簡便的說明，學術上需要更多論述。)行使者要的是權力的獲得與感受，並獲得了宰制人與人關係的力量，這當然也會呈現在個案與治療者身上。但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要以威權方式得到專業權威，可能帶來的現象與問題是什麼，那是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要的嗎？更簡要說，所謂以威權方式得到專業權威，最可能的現象與感受，即是流行的說法「官大學問大」。雖然這是負面說法，卻是最容易被認同與實踐的方式，也是做為學習者的我們，最需要思索與想像的課題。那麼，那是當官或是做心理治療呢？也許不是百分百衝突，但有不少有趣問題值得思索。
(蔡榮裕：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05.01-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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