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十分模糊的，有些人不仅不承认弗洛伊德的社会心理学家身份，而且连他的心理学家的资格都打了折扣。美国的科学史家萨洛威(F.J.Sulloway)就认为弗洛伊德只是一位生物学家，而非心理学家。他只不过把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应用于心理学。这种观点强调弗洛伊德的早期观点，以作为医生的弗洛伊德代替后期作为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在本世纪20年代之后，弗洛伊德曾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来分析集体、文明及宗教的心理起因，并且明确指出了人格结构中自我和超我的作用。超我主要是良心道德规范，与父母的社会影响直接有关，超我的形成既是对本能冲动的抑制过程，又是心理的社会化的过程，与人的社会心理息息相关。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弗洛伊德完全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影响方式，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心理规律，并运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上述内容不占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主要运用自由联想和梦的解析等特殊手段，深入患者的潜意识之中，指出病症形成的原因。在治疗中，弗洛伊德首先注意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是个人本能结构与自我(ego)的冲突，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社会心理学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
纵观弗洛伊德的一生，他是以两种身份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这一点在他的自传中曾有过论述。他说：“不管是哪种，还是在后来，我都未曾对医生这一职业有过什么特殊的偏爱。确切地说，我是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地出于对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弗洛伊德承认，《圣经》对自己的兴趣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曾希望从事社会活动。显然，弗洛伊德的内心具有浓厚的社会科学的兴趣，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将之实现出来。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又具有浓厚的生物学兴趣，他说：“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达尔文理论，也强烈地吸引着我。因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取得巨大进展”。后来，弗洛伊德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在青年时期就急切地投身于许多科学领域中并取得全部成功，他只好暂时放弃社会科学的兴趣，埋头于生理学的研究，并从中接受了心理能量守恒的假设。
弗洛伊德的社会科学倾向和生物学倾向在他的心理学研究中汇合了。在时间上和逻辑上，生物学倾向始终居主导地位，当发现了深层心理的性本能结构及其活动规律之后，弗洛伊德对之大加发挥，广为运用，终于满足了由来以久的社会科学的好奇心。
这种双重身份使弗洛伊德对于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十分独特，他不是正统的社会心理学家，却能解决正统社会心理学家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一味以人的社会行为为基本前提，社会心理学家未能认识植根于人性中的生物性及其与社会性的冲突，未能认识人际交往的生物起源和潜意识作用，不知道社会文明的进步及人的自然本性的冲突所造成的人性的歪曲和精神的苦闷，而这些问题，通过弗洛伊德对于神经症病人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首次展现在社会心理学家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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